“李姚。”
她学得惟妙惟肖。
我诚实地夸奖了她：“很杰出。”
“在你的家乡，”她又问，“有什么特别的当地语言吗？”
我摇摇头：“我家说普通话。”
她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见我还看她，似乎是误会了什么，潘德小姐有点儿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别笑我。我不会说印地语。所以‘桑妮亚’的读法就是‘桑妮亚’，没什么特别的。”
我不至于不解风情，开玩笑说：“我会一点儿。王八洞王八洞王八洞。”
潘德小姐笑起来：“学得很像。”
这是坐地铁时常能听到的印地语播报语音的谐音，意思是“999”。
我有点心猿意马。要和她闲聊几乎是一种煎熬，潘德小姐今晚太放松了，没了专业性和疏离感，她仿佛再不是坐在主席位的BCG合伙人，而我也不必排头冲锋，与她同台对擂。我好像在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为了这夜晚我精心打扮，她也精心打扮；我遗忘次卧里的纸箱，遗忘烂在我肚子里的谎言，剑拔弩张在她的注视中消解，我忘记自己在哪儿，忘记身处此地，又是何原由。
好像这真的只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身边的女士和我共享美食、记忆，以及剩余的一切。
我该期待什么？
“这是马拉地语，下面是旁遮普语。差别很大吧？”说话时，潘德小姐在邀请函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马拉地是哪儿的人，旁遮普又在什么地区，但纸上留下的陌生语言非但没有让人变得清醒，反倒使我更糊涂了。
我只是单纯地试着表达善意，将包里的钢笔拿出来，接过她的邀请函，在空白处用汉字写下我的名字。这卡纸的质地太光滑了，墨水半天都不干，我拿邀请函的手差些晕开了她的字迹，还好我发觉得快，立马便抬起拇指。
“你的笔不属于现产的沈金系列。”潘德小姐忽然说。这时演奏会已经快开始了，周围人比较多，她说话声音很小。我没听清楚，凑过去了一些。
潘德小姐附在我耳边，道：“你这支笔的作者是道上光司。他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了，国光会的沈金，他和别人的作品放在一起，通常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的遗作出现在并木，最晚应该是2011年，之后就只能在二手市场见到了，因为道上光司过世于2010年。”
她夹杂了好多类似罗马音的词，明显是日语，我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观众席已经熄灯，指挥最后露面，管乐的演奏家们明显不在状态；倒是弦乐，不论拿的是手臂长的提琴，还是架着一人高的提琴，都蓄势待发，等着开始的指令。
“你现在进店里去买一支沈金，当然只有角康二的作品。如果真是十年以前，想买到角康二作画的钢笔，没这么容易的。他的屠苏器比钢笔要有趣得多，顺便一提，”潘德小姐侃侃而谈的样子就好像在说，她正和我聊着什么我们应当很有共同话题的事情一样，“轮岛漆器方面，角康二是中流砥柱。假设你真的想去民俗博物馆当讲解员的话，除了福州，不应该忘记轮岛。”
我就是再傻也听明白她在说什么了。她明显比我懂莳绘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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