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佩曼，哪里还有在机场时候那副傲慢、刻板的模样，分明就是一只萌呆呆的小白兔。好吧，如果要结合他那体型来说，应当是一只萌呆呆的北极熊，冲着冯啸辰只差把尾巴摇起来了。
冯舒怡招呼佩曼坐下，然后向冯啸辰介绍道：“佩曼先生原来就是菲洛公司的销售经理，菲洛公司破产之前，他被辞退了。这一次，我们把他重新招聘进来，负责合资企业产品在德国的销售业务，他对于公司的忠诚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冯啸辰向罗翔飞、孟凡泽、乔子远等人说起来的合资企业，其实不过是一家“出口转内销”的私人企业而已。所谓的德资，是冯啸辰在德国出售几项专利技术所获得的收入，通过冯华和冯舒怡的运作，抹掉了冯啸辰的痕迹，成了一笔国外资本。
冯舒怡以自己的名义在德国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冯啸辰作为匿名股东，在其中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这家投资公司又在市场上收购了一家刚刚破产的德国机械企业，也就是这家菲洛公司。菲洛公司的所有设备，都已经在几天前从德国装船起运，即将运往中国，再送往南江省桐川县。这些设备虽然是二手货，却也比国内大多数中小型机械企业的设备要先进得多，这将是冯啸辰的起家资本。
菲洛公司在德国的部分只剩下了一个销售处，佩曼便是冯舒怡雇来担任销售处经理的前菲洛公司雇员。他的职责有两项，其一是继续开拓德国市场，将在中国合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德国销售出去，为合资企业赚取利润和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其二则是以菲洛公司特派专员的身份，到中国来与冯啸辰唱一出双簧，支撑起合资企业的台面。
从内心来说，冯啸辰真的不喜欢这种方式，这相当于拿外国人来吓唬中国人，是正人君子们所不耻的事情。但在80年代初这个时间点上，他却又不得不这么做。
如果没有一顶外资企业的帽子，冯啸辰敢自己开起一家颇具规模的私人企业，等待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限制，什么雇工不得超过多少多少人，什么产品不能冲击国有企业的传统市场，还有国内对于私人企业的各种偏见和歧视，都足以让他疲于应付。
此外，私人企业在政治上的天然劣势地位，也会让各方宵小对这家企业产生觑觎之心，各种挖墙角、揩油、蚕食的行为将会持续不断。冯啸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如果做不出成绩也就罢了，如果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亮眼的成绩，那么无异于三岁孩儿持金过市，这不是等着人家来侵吞吗？
有了菲洛公司这顶帽子，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冯啸辰对历史的认知，在此后至少20年的时间里，“外资”这两个字在中国都具有人挡杀人、佛挡诛佛的神奇威力。尤其是在东山地区这种内地的欠发达地区，一家外资企业简直就是地方官们的祖宗，佩曼在东山地区说句话，没准比谢凯和于长荣都更管用。
冯舒怡把佩曼雇佣下来，并带到中国，就是要让佩曼作为冯啸辰的传声筒，去与南江省以及东山地区的官员们打交道。其实佩曼都不需要说啥，只要在各种场合装装牛叉就足够了，省地两级的官员自然会请冯啸辰出面去与“佩曼先生”沟通，问问洋大人对哪个地方不满意，需要他们做点什么补救。
关于佩曼的职责，在德国出发之前，冯舒怡已经向他做过详细的交代。冯舒怡还特地告诉他，菲洛公司的真正老板，就是自己在中国的侄儿冯啸辰，佩曼需要在公共场合与冯啸辰保持距离，但在私底下，冯啸辰的话就是命令。佩曼敢说一个不字，回到德国之后，等待他的就是失业的命运。
顺便说一句，80年代初的西方世界正经受着经济危机的蹂躏，失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事实上，西方国家在那个时期纷纷向中国递来橄榄枝，除了有中国主动开放的因素之外，西方国家急于利用中国市场来摆脱危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佩曼正值中年，家里有三个孩子，经济压力极大。冯舒怡给他4万马克的年薪，远远高于当时德国普通白领的薪水，足以让他对公司忠心耿耿。佩曼在常敏、严福生这些中国官员的眼里显得很了不起，其实在德国也就是一个穷矮矬而已。他心里或许还有一点点欧洲人的傲气，但在自己的中国老板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造次的。
“老板，先前我是照着冯女士的吩咐做的，对您的态度有些生硬了，请您原谅。”佩曼小心翼翼地向冯啸辰道着歉，他对这位中国老板的性格不了解，一看对方的年龄这么小，心里就咯噔一下。万一对方年轻气盛，觉得他的态度不够谦恭，在冯女士面前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他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可就砸了。
冯啸辰微微点了一下头，淡淡地说道：“你在机场的表现不错，我很满意。你要扮演的角色，想必你也很清楚。你是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投资代表，但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需要在各种场合与中方讨价还价。至于我，就是公司委托在中国的代理人，我说话是能够代表公司意图的。
以后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你称呼我为冯先生就可以了，不需要称我为老板。有关你的情况，冯女士在此前已经向我介绍过，希望你能够好好工作，帮助我们把菲洛公司重新振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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