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时候，国家的政策还远没有放开，但海东人一向头脑活络，阮福根提出的承包方案，居然便得到了公社领导的批准，他也就走马上任，成了这家农机厂的厂长。
阮福根当上厂长后，一改厂子过去只局限于为本公社修理农机的业务思路，开始广泛撒网，从各个地方招揽生意。阮福根亲自拎着一个手提包，到地区、省里甚至浦江这样的大城市去找业务。他对工业知识有着天然的敏感，跟师傅学了几年，各方面技术都有所涉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业务，他都能听懂个大概，并且迅速地判断出自己的厂子是否能够承接，以及承接下来之后会有多大的利润。
在他的努力下，农机厂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当年给公社上交了5000元的利润，这是厂子建立起来之后破天荒的第一回。
次年，农机厂赚到了5万元的利润，除去上交的部分之外，余下的一小部分被阮福根发给工人当成奖金，绝大部分则归了他这个承包厂长，这也是当初的承包协议所规定的。
改革开放以后，海东省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私人买断社队企业的事情，阮福根与公社友好协商之后，以10万元的一次性买断价格，买下了农机厂的产权，并更名为全福机械厂。全福机械厂在名义上仍然是公社的产业，但这只是为了规避国家政策，在事实上，这就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私营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由阮福根一个人说了算的。
有了自己的企业之后，阮福根那颗不安分的心便跳得更厉害了。他聘请自己的师傅当了厂里的副厂长，主抓生产活动，自己则当起了专职业务员，一年有200多天都不着家，天南地北地揽业务。
因为只是一家私营企业，全福机械厂很难有什么稳定的业务方向，阮福根能够做的，就是不管什么东西，拣到篮子里都是菜。轴承、阀门、钢结构甚至压力容器等，他都敢往自己的厂子里揽。也亏了他那位师傅是个全才，凭着几十名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人，加上一些简陋的设备，他们居然做下了不少大活，让许多原来对他们将信将疑的客户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感慨他们一家社队企业能有这样的本事。
从75年至今，七年时间过去了。阮福根已经有了300多万元的身家，在今天这个万元户都值得登报纸吹嘘一下的年代里，他绝对算一个超级富翁了。如果只是想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他早就可以收手不干，或者至少不用干得这么辛苦。但阮福根却并不满足，他的财产越多，目标就变得越大。他希望自己能够做成一番大事业，至少要让诸如马伟祥、程元定这样的大型国企领导也能够平等地称他一句“老阮”，不会拒绝自己与他们同桌喝酒聊天。
正是因为这样的雄心作祟，在听完董岩介绍的大化肥设备招标情况之后，阮福根就无法摆脱插足此事的念头了。就在刚才这一会，他不止一百次地警告自己：这不是他这种农民企业家能够参与的事情，还是尽早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吧。可是，无论他如何给自己泼冷水，心里那棵幼苗还是在如蔓条一般地疯狂滋长。
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能够和那些大企业平起平坐了！
阮福根激动地想到。
上级部门在进行设备招标，而能够承接这些设备的企业却在与上级部门较劲。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站出来，自告奋勇地为上级部门分担一部分压力，那么上级部门会如何看待自己呢？再如果在一年之后，自己能够交出合格的产品，赢得日本人的认可，那么日后自己再出去揽业务的时候，这个案例不就可以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吗？
你说我是小企业，是社队企业，试问，有哪家小企业能够承接进口大化肥成套设备的分包任务？哪家小企业出的产品能够得到日本人发的证书？
想到自己没准有机会和国家部委的官员谈话，自己还能够与日本人交流，未来办公室里能够挂上几张自己与这些人合影的照片，阮福根只觉得浑身燥热，恨不得马上就跑到那个什么重装办去，信誓旦旦地把业务拿下来。
“同志，你找谁啊？”
次日上午，在位于永新胡同的重装办院子里，刘燕萍拦住了正怯生生左顾右盼的阮福根，向他发问道。
重装办的规模不大，罗翔飞拒绝了刘燕萍要招募一名看门老头的建议，把重装办办成了一个外人可以随便出入的开放场所。其实在当下京城的外来人口很少，基本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小摸会趁虚而入。能够到重装办来办事的，都是有点来头的人，设置一个门卫完全就是多余的。
阮福根找到重装办门口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总觉得门口没有一个把门的人显得不那么正式。他壮着胆子进了院子，正想找人问问，正好遇上刘燕萍从办公室出来，向他发出了怀疑的盘问。
“领导，我是来投标的。”阮福根本能地露出谦恭的笑容，手下意识地往兜里伸，打算掏烟，又想到眼前这位领导是女性，估计不会抽烟，这才没把烟盒拿出来。
“投票？”刘燕萍直接就听岔了，“投什么票，你不会是要去区工会吧？”
“不是不是，我是听人说，你们这个重装办正在招标，我是来招标的。”阮福根拼命地想把普通话说得更准确一些，无奈舌头就是转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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