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立军令状——农民企业家阮福根勇于担当，与国家重大装备办公室签订大化肥设备分包合同……
……大化肥设备国产化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国家根据引进技术、合作制造的原则，一方面从日本引进大化肥成套设备和制造技术，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国内企业进行攻关，通过分包等方式有步骤地提高设备国产化比率，以期达到实现完全国产化的目标。
……面对着技术上的差距和外方提出的巨额违约罚款，一部分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人畏缩了，不敢与国家重大装备办公室签订分包合同，用所谓‘没有协议也会好好干’之类的托辞来掩饰自己不敢承担责任的怯懦。在这种情况下，阮福根厂长却响亮地喊出了‘敢立军令状’的豪言壮语，声称愿意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作为抵押。
……有人劝阮厂长不要这样冲动，因为分包合同的利润并不很大，甚至不如阮厂长过去做的一些小项目更赚钱。阮厂长坚定地表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企业的责任，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出现了违约，我可以从头开始，只要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不变，不出几年时间，我还可以重新创出一份家业……
……尼玛，好话全让这个乡巴佬给说了，我们一会畏惧、一会怯懦，全成了给他垫背的了！”
在厂长们住的招待所房间里，邓宗白把一张《工人日报》狠狠地甩在床上，气乎乎地对着一屋子的同僚骂道。
“重装办急眼了，弄出这么一个假典型来，就是存心要恶心咱们呢。”程元定坐在沙发上，吸着烟，阴沉着脸说道。
“是啊，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可谁看不出来，这就是冲着咱们来的。人家一个农民企业家都是‘勇于担当’，我们这些国有大型企业成了什么了？”邓宗白道。
“老马，这个阮福根不就是那天跑来给咱们敬烟的那个农村小老板吗？你认识他的，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吗？”湖西石化机厂的副厂长时永锦向海东化工设备厂的马伟祥问道。
马伟祥恨恨道：“我哪认识那个暴发户，他是我们厂技术处长董岩的亲戚，那天不是还抢着帮咱们付账了吗？没想到是憋着在咱们背后捅枪呢。”
“罗翔飞是怎么找到他的？”程元定问道。
马伟祥道：“我估摸着，是我们那个董岩向阮福根漏了口风，阮福根自己找上门去了。罗翔飞正拿咱们没辙呢，这不，瞌睡等来了枕头，他哪有不做文章的道理。这个什么军令状，还有什么从头做起，估计都是罗翔飞编出来的故事，这些小老板哪有这样的觉悟。这样吧，我把董岩找过来问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厂长们扎堆聊天，董岩是没资格参加的，只能呆在自己屋子里看书。听到马伟祥叫他，他怯生生地来到厂长们的房间，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一阵凛冽的杀气。
“董岩，你那个阮福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去向重装办邀好，凭什么踩着我们的肩膀上去？”马伟祥没好气地斥责道。
董岩在马伟祥那里一向是有点位置的，因为他的技术好，工作也踏实，又不爱多管闲事，属于马伟祥用得很顺手的中层干部。可阮福根的这件事，可把马伟祥给气着了，捎带着也就对董岩有了一些怨气。
那天吃饭的时候，厂长们拒绝阮福根与他们同桌用餐，结果董岩便离席陪着阮福根吃饭去了，二人还聊了挺长时间。马伟祥猜测，阮福根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重装办招标的事情的，于是跑上门去“劫胡”，把他们这些国营大厂都给涮了。虽然这件事主要涉及到的是阮福根和罗翔飞，但董岩的多嘴多舌毫无疑问是一根导火索。
早在那天阮福根从重装办出来之后，董岩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心中不禁叫苦不迭。他倒没有料到罗翔飞会做得如此强势，居然把事情捅到了报纸上，还指着这群国企厂长的鼻子说什么畏缩、怯懦。他只是觉得，一旦这件事被马伟祥知道，肯定是要狠狠剋他一顿的。
那天，阮福根专门跑到招待所，把董岩叫出去，除了满脸兴奋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和重装办达成了初步协议之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让董岩届时帮他把把关，看看可以接哪些业务。此外，他又表示未来等拿到分包业务之后，要请董岩去厂子里进行技术指导，毕竟董岩是海东化工设备厂的技术处长，比会安化机厂的那些技术人员水平高得多了。
董岩性格上多少有些懦弱，遇到这种事情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绝才好。他既不便拒绝阮福根的要求，又怕马伟祥会不高兴，一时间便纠结了起来，结果，阮福根误以为董岩是在拿腔作调，当即表示，自己不会让董岩白干，未来他去厂里指导技术，一天起码给100块钱的劳务费，等事成之后还有加倍的酬劳。
董岩打发走阮福根，脑子昏沉沉地回到招待所，这几天一直都没缓过劲来。这其中，担心马伟祥不高兴的成分只占着很小的一部分，他想得更多的是阮福根向他许下的酬金。
一天100块！
大化肥设备的建设周期是两到三年，分包任务最起码也要干上一年以上。以会安化机厂以及全福机械厂的技术实力，即使是分包一些难度最小的业务，也必然需要有董岩这样的技术专家经常去提供指导。
就算每个月去两天，一年下来就是24天，那就是足足2400块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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