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韶走后,拜谒之人依旧纷至沓来。
苏轼、苏辙来访于某日的上午，虽是拜望,然王安石的态度与过往不同,未显得那么冷淡,而是能够沉下心去倾听二人的见解。
在最初的谈话中，他甚至赞许了苏轼于凤翔为官的一些举措,但矛盾随之而来。
“轼的看法仍与制科考试时相同,我朝目今亟待解决的乃官员选任问题,而非法度，若王公执意更张法度，请恕苏轼无法相从。”
“王公自有敛取天下之财，收归己用之志，只是此与苏轼的为官理念相违背，轼万不敢与王公站在一道。”
言之最后，话便刺耳起来。苏轼是个直肠子，认为王安石所提生财之法不过变相敛聚，施加厚税于百姓，这与司马光的看法一致。
而苏辙则在兄长的看法之外，附增了自己的认识：“王公所言不无道理，国朝府库空虚，乃三冗之害所致，冗吏、冗兵、冗费，这三冗不除，将为国朝大患。只这三冗到底如何解决，苏辙与兄长的观点一致，不应贸然变更法度，否则恐伤害大于利好。”
“节用？”王安石向以此为荒谬之谈，而今又听苏轼提起，不觉鄙弃，“方今富户坐拥万亩之田，而贫户无立锥之地，此靠朝廷节用，可济几何？”
吕惠卿来时，苏氏兄弟正与王安石争论不休，瞥见吕惠卿的身影，三人止住话语。朝王安石拜了一拜，苏轼、苏辙二人告辞离去。
踏出门时，苏轼与伫立在外的吕惠卿对视一眼，吕惠卿很快低下头去，不看他二人。
“哥哥，怎么了？”苏辙问。
苏轼方觉自己皱了眉头，他解开眉结，道：“没甚么，走罢。”
而后吕惠卿朝内走去，两人朝外走去。
欧阳芾发现王安石似乎急需用人。
不仅苏轼、苏辙拜访，连章惇也受朝官李承之的举荐而来拜谒。
起先王安石对章惇不甚了解，闻其风评不佳——主要是行为举止无状——对其心怀顾虑，然李承之推荐说：“章惇有才，有才即可用之，王内翰与他诚心相交，自然会欣赏他。”
无怪王安石顾虑，章惇在朝中的风评并非完全出于他人的恶意中伤，也有其自身一份“功劳”。
治平年间，章惇受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赏识推荐，召试馆职通过，却因知制诰王陶和御史吕景、蒋之奇等言其佻薄秽滥，翻出其嘉祐二年因擢第不高丢掉敕诰的光荣事迹，而未能擢入馆阁，继续留在地方任职。
由此观之，凡事勿逞一时之快，毕竟你干了甚么十年二十年之后别人都还记得。
章惇与苏轼虽为好友，但两人政治主张截然相反，章惇以为国朝上上下下毋论军事、财政，抑或吏治，早该出手整饬，其在苏轼看来过于激进的主张却与王安石不谋而合，且章惇之才不仅体现于辩辞上，更体现于他对各种事务的看法上。
是故，几番交往后，王安石的确对这位富有理想热情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所以我不是早让你来？”
闻见欧阳芾的调侃，章惇也不计较：“这不是听你的话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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