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吹水仔，他父母在闽南。他从出生到死，没有几块钱能寄回去，他的父母六十多岁还在住土屋——下雨的时候漏水，房子里到处是水盆。你知道吗？他死之前还剩最后一口气，但舌头已经被拔掉了，只能在我手心里写字。他给我写了个‘雨’字。”
“我不久前去见了他父母，不敢告诉他们吹水仔已经不在了，只用吹水的名义给他们买了一套新房子，他们还留了一间给吹水——说等他忙完回来了，看见能住新房一定很高兴。他们都觉得吹水活了二十几年，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他们不知道，其实吹水最大的愿望，到死，只是希望是他父母有个能遮雨的屋顶。”
那短匕在话落瞬间逼近男人脖颈。
刀刃冰凉，再一寸就要见血。
梁振的脸色极难看，却亦不敢挣扎，只能强行冷静下来，也劝对方“冷静”。
甚至不惜拿他早已抛诸脑后的警员誓词提醒对方。
“你的立场不能做这种事，解凛。”
“……为什么要背叛？”
“你一定要我把理由说得清清楚楚吗。”
梁振说：“你刚才不是已经说完了吗。吹水仔就是过去的我，如果他能活下来，也许再过十年，他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成为下一个我。”
家徒四壁，最穷的时候穷得捡烂菜叶吃，后来好不容易拿着国家助学金读了大学，想着规规矩矩做个警察，却因为各项综合素质被判定为适合进行卧底工作，结果被派往“前线”，之后长期来往于金三角和云南周边。
凛冬计划横跨数十年，名义上有三期，实际上并没有非常严格地划定，事实上有相当一批人如他这样，早早潜伏，到用时才被归类。
因此说实话，知道三期的领头羊是个才二十出头的新人时，他是有不满的。
只不过常年的卧底生活让他已经习惯于掩藏自己的情绪——也一直藏得很好。
甚至可以和对方称兄道弟，表面上演得推心置腹。
“但我是人，是人就会累。”
梁振说：“尤其是这样的生活看不到头的时候，我老婆跟了我十年，你懂吗？最后和一个开出租车的跑了，理由大概是他比我能赚钱、也比我体贴，至少每天都能陪着她。”
“而我老爸呢？你也看到了，他快七十，省吃俭用一年赚不到两万块钱，靠给人蹬三轮送菜赚钱。”
他不是没见过钱。
这么多年，赌桌上，交易桌上，美钞比纸还轻贱，黄金堆得比山还高。他给老大点烟，对方拿金条给他当小费。
但是时时刻刻，还有戒条约束着他——道德的枷锁，和所谓“同伴”们的自觉，所有一切都在捆缚着他。
他不敢用，也不敢花，害怕被指责为渎职腐败。
从十八岁读警校，到二十九岁“假死”，整整十一年，他给家里寄回去的钱还不够小远一个月住院的医疗费。
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他问自己。
一眼望不到头的痛苦，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哪怕他任务成功回到家乡，也不过做一个缉毒支队的小队长，又或者拿个几十万的奖金。但有前车之鉴，他和家人的余生却显而易见、仍然都会受到无穷尽的生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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