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白清平被一圈人围着说得没了脾气，索性也就放开了，转头望向那位先生，笑问：“程先生就不想论一论国文科的紧要？恰今日兴浓，倘若有需要政府扶持的地方便一并说了吧。”
这话夹杂了些许调侃的意味，那位先生听了会意一笑，仍显得清淡。
“洋务以来国文式微，的确无甚脸面再同政府讨要贴补，”他静静地说，“只是我向来以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白先生若真要求救国之法，恐怕还应在此处多下工夫。”
这是通达的话，不管是不是专研思想的学者都晓得这个道理，而正是因为人人知晓，可辩的地方才多了起来。
“故秋所言不虚，一国之本在民，倘民智不开则无法参与政治，致中国难效欧美之制，”那位专研工程的先生说道，“可正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眼下西洋诸国之所以民智已开，是因为国家富庶安定，我国若想效仿，第一步定然也是要想法子富民——这如何能实现？自然要靠商医理工，此非舍本而逐末，实乃天理之自然也。”
在座的几位先生闻言纷纷点头。
那位程先生却以为不然，但他似乎并非雄辩之人，即便在此等论理之时也依然显得谦和宁静。
“倘今日中华未临亡国灭种之危，则我必赞同仲明所言，只是眼下家国离乱虎狼环伺，又哪里有机会徐徐图之？”他清楚地说着，“天时不待我，没有时间花费百年工夫使民富庶，只能先求果再培因，以百倍之力开民智救沦亡，待局势安定再图后计，此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番话颇令白清嘉感到触动，继而引出了她几多深思。
她当初在法兰西留学、一心只想躲开父亲的禁锢不愿回国，其中固然有渴望自由的缘故，可更深的一层却在于恐惧——她不敢回国。
为什么不敢？因为怕面对千疮百孔的故土，怕见到在华趾高气昂的洋人，怕面对愚不可及可怜可恨的国民，怕那种有心无力无计可施的感觉。
她只是沧海一粟，哪怕生于掌握权势和财富的家族，所能做的也很有限——别说是她了，就算是她的父亲和她的长兄，又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不过随波逐流汲汲营营而已。
可最终她还是被迫回来了，这些阴影因此变得无从躲避，譬如外滩公园里那些西洋强盗的雕像她就无法视而不见，离白家新宅不过几十分钟车程的使馆街她也不能视若无睹……伤口就在那里，永远不可能无药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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