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又名蕃薯、甘薯、山芋、番芋、地瓜、红苕、线苕、白薯、金薯、甜薯、朱薯、枕薯等。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草本，其蔓细长，茎匍匐地面。块根，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皮色发白或发红，肉大多为黄白色，但也有紫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糖和酿酒、制酒精。
如此多的别名，绝对不会出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叫同一种物品，最多就只是三两个名称。但是，不管叫什么，其实都是同一种物种。
刘易就一直来都有点怀疑，红薯，未必就是只从南美洲传到华夏来。怀疑华夏本来就有，只是，不为人知，又或者不受世人重视，没有被发现，被广为认知推广并传世。又或者，一直来有，但却只是作为一种药草来使用，并没有人认识到其真正的实用价值，可以种植来当作主粮食来食用的价值。
这个，就好比，火药，华夏最先研发了出来，但是，却迟迟没有发现其真正的价值，一开始，仅只是作为练丹练材的一种材料，没有想到火药可以改变世上战争的方式。
起码，红薯别称当中，山芋，应该就是华夏早便有的物种。
当然，这只是刘易的一种推理，包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对红薯记载的一种常理性的推理。到底大汉有没有红薯同类的物种，不能确定。
因此，在必须要到一趟南洋的情况之下，刘易更加相信南洋的某个土著民族有着红薯物种。因为，就气候季节而言，南洋地区，与南美洲似乎更加的贴近。没理由南美洲有而南洋没有。还有就是，在南洋的那种几乎是纯热带雨林的地区，在这个古时代。他们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之下，那些生活在山林当中的土著部族。如果他们没有一个极易生长的粮食物种，又收获相当容易的粮食物种，他们又靠什么生活？靠什么代代相传？
刘易决定，不管如何，一定要在南洋细细的寻找打听。
首先的搜寻目的地，自然就是离大汉疆域最近的越南地区。
不过，此时的越南，其实并非如刘易所想象的那般。还处于一个没开化的野蛮状态。真正说起来，其实，越南的确算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一个独立的国度及人种。
在这里，不能因为后世华夏与越南的恩怨，就特意的贬损越南。
越南，考古遗址可证，距今40万年的远古时代，越南土地上已发现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考古学家们在越南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30万年）以渡山文化（最早发现于清化省渡山遗址得名）和山围文化（最早发现于富寿省山围遗址而得名）为代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1万年）以和平文化（20年代因首次发现于和平省遗址而得名）为代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距今5000年以北山文化首次发现于谅山省北山遗址而得名为代表。根据遗址。考古学家得出结论，在石器时代人类已学会畜牧和种植水稻。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得出，越南人的人类发展史。其实并不比华夏的人类发展晚，几乎是处于一个同步的状态。
但是，后来。越南却深受华夏的影响。因为，后来到后现代清明民国时期的两千多年期间，越南基本等于是处于一个属于华夏的一个附属藩属国的地位，受华夏的文化影响较大。
怎么说呢？越南，在公元前257年至公元前207年，曾名瓯雒国，又名安阳国。
在华夏七国战乱时期，秦国灭了古蜀国。而古蜀国，便是开明王朝。鳖灵为古蜀国的建国之君，治蜀数百年。秦灭古蜀国时。其时的古蜀国王子开明泮一路逃到了后世的越南北部地区，建立了瓯雒国。定都城为古螺城，他自己自称为安阳王。其国曾一度扩张到大汉广西、云南等地区。
也就是说，从华夏七国战乱其间，华夏文化便已经开始影响越南，其越南的真正主人，变成了华夏汉人。
但不久，瓯雒国便被当时听命秦始皇兵进岭南，并在岭南地区成立的南越国武帝赵佗所灭。自此，从那个时候起，越南就真正的成为了华夏的一个藩属国。跟着不久，于公元前111年，南越国被西汉所灭，越南自然也难以幸免。西汉在越南设交趾等九郡，后又在东汉时候，在广州番禺设交州，也正式命名越南为越南，一直沿用至今，越南也直属交州治辖，一直被华夏政权治辖一千多年。
后来直到唐代末期，华夏因遭受到异族*乱，使得华夏分裂，越南地区，也顺势起义独立，但不久又被镇压，并在越南设置了交州总管府，后改称安南总督府。
五代十国时期，交趾又叛乱，导致越南慢慢脱离了华夏的统治，正式独立成立了国家，但却也一直以华夏的附属国存在着。
嗯，后来如何就不说了。但是，现在的越南，其实已经是一个汉化相当严重的地区，因为越南现在，实际就等于是大汉的一个行政郡区。
此时的越南，其实还处于大汉的统治当中。
严格来说，此时的越南，应该是交州太守士燮的一个势力地盘。
而这些情况，刘易居然还不太清楚。毕竟，在三国时期，士燮其实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历史上对他的着墨并不多。他甚至都没有参与到三国时期的纷乱战事当中。孙权夺取岭南之时，他便归附了东吴，受拜卫将军、龙编侯。
但鲜为人知的是，交州，在士燮的治理之下，历史上的记述，是相当不错的，甚至比益州都好得多了。据述，交州是三国时期的世外桃源。居民富庶，安享太平四十余年。许多中原人也纷纷南下交州避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学文化。促进了交州的繁荣发展。士燮热爱学术，治学精微，而且胸怀若谷。宽厚待人，礼贤下士。所以数以百计的中原名士前来投靠他，其中名望较大的有刘熙、薛琮、程秉、许慈、刘巴、许靖、桓晔、袁徽、牟子、康僧会等人，有儒、有道、有佛，可谓是人才济济。牟子便是在这个时期，写成佛教要籍《牟子理惑论》。
这一世的交州，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并没有受到刘易的到来影响而发生基本的变化，所以。此时的交州，包括越南地区，生活秩序，百姓民众的生活，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当刘易命令新汉军水军登陆越南近海岸线的某个城镇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想像当中的，那些衣不蔽体，光着上身惊惧乱叫惊慌失措的土著人。而是看到了一些与大汉的军队没有什么两样的军队在死守着这座城门上居然是写着汉字的城池，东林城。
看到这样的情况，刘易还真的有点抓头，似乎与自己印象当中的情况不太相符啊。
更让刘易感到惊奇的是。刘易怀着怀疑的态度，拍马走近城门前的时候，城头上的越南军将。居然跟刘易喊起了汉话来。
“城下的可是新汉朝新汉军的水师大军？请问下面的将军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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