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与安德烈。德尼索夫见面，场景换成了圣彼登堡港的一家咖啡馆。它有着典型的俄国式装潢，环境和格调还算不错，餐牌上的价格发挥了“穷人勿入”的警告效果。这里看不到灰头土脸、满身汗味的普通劳动者，客人们一个个衣冠楚楚，但他们并不只是温文尔雅喝咖啡聊天，多数桌台上都能见到玻璃酒瓶和酒杯。与酒馆最大的不同在于，这儿既没有粗鲁的大声喧哗，也没有摇摇晃晃的醉酒者，三个人的现场乐队演奏着一些轻慢悠扬的曲子。
“我们同行七人，四人不幸在对马海战中阵亡，三人最终回到俄国——克尔扎科夫曾在日军战俘营度过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时光，别列祖茨基在中立国港口滞留了几个月，只有我侥幸随舰抵达海参崴……”德尼索夫一边叙述自己的经历，一边就着伏特加吞云吐雾。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言行举止尽显沧桑。
“那场仗是欧洲人的灾难。”夏树此话引自当时报刊上的一则新闻标题。以欧洲人的传统观念，亚洲人是愚昧落后的，不管是科技、文化还是军事都无法以与地处世界中心的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对马海战是近代以来亚洲国家海军第一次正面战胜欧洲国家海军，而且俄国舰队败得体无完肤。
德尼索夫眉头紧锁：“那些场景将成为许多人此生挥之不去的噩梦，这其中也包括我。”
倾听回忆、抒发同情绝不是夏树坐在这里的意图，他试探道：“值得宽慰的是，俄国上下通过这场失败认真检讨反省，军队的重建已经开始，工业和经济也逐渐回到了发展的轨道上。若是二十年之后再与相同的对手交战，俄*队必能取得胜利。”
德尼索夫却冷哼一声，恨恨地将烟头按灭：“*好比白蚁，再坚硬的木材也能蛀空，国家、政府、军队，一旦出现了白蚁，很快就会变得脆弱不堪，而这些卑微的家伙生命力又是如此顽强，想要将它们扫清真是太难了。”
这番话的寓意在明白不过了，夏树点头称是。
德尼索夫显然不愿就这个敏感话题多谈，他话锋一转：“在驶往远东的遥遥征程中，我们所谓的忠诚盟友处处板着冷面孔，那些弱小的中立国也不敢开罪大英帝国，唯独德国朋友伸出援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给养。遗憾的是，我们两个国家没能利用这个时机重修旧好，圣彼得堡仍被巴黎拉着靠近伦敦……”
错失机会的责任应由刚愎自用的德国统治者和木讷呆板的德国外交官们承担，但夏树总不能在外人面前抨击自己的皇帝和官员，他只好感叹英国人的狡黠：“要说政治手腕，德国、俄国、法国加起来也不及英国老练狡猾，我们都是白金汉宫那盘欧洲棋局的棋子。”
在英法签订协约、法俄达成同盟的基础上，英俄正就两国长达百年的利用争端进行谈判协商，以便联手防备德国。因此，德尼索夫没有接着夏树的话往下说，他闷了一小杯伏特加，顺势从烟盒里摸出一支烟，这已是一刻钟内的第四支。
“抽太多烟对身体不好。”夏树以朋友的口吻提醒说。
德尼索夫苦笑着摇摇头，划燃火柴，老练地抽了起来。因回忆往事而失落颓丧的神情有了一些积极的转变，他正视夏树，稍稍放低声音：“我们在对马海峡交了一笔极其昂贵的学费，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海战的新形式，但有些东西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更为深刻地领悟到，比如说，日本海军在那场战斗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求胜*和自信心。这让他们的技战术发挥提高了一个档次，使原本势均力敌的战斗呈现一边倒的局面，而这也让我头一次感觉到，战术的巨大胜利完全可以改变国力和军力的总体差距。”
夏树觉得德尼索夫想要表达的意思，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足够分量的战术胜利可以改变战略形势”，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在认真考虑的东西。
在战争中，量变是否能够真正引起质变？
自己给自己续了半杯伏特加，德尼索夫说：“关于制海权，殿下有什么看法？”
从谈话的气氛来看，夏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方下一段论述的启言，而不是真的想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所以含糊其辞地回答：“只有纯粹的内陆国家不关心制海权。”
德尼索夫语速缓慢地说道：“是啊，纯粹的内陆国家不必承担这种烦恼，但也无法享受海洋带来的利益。我想，美国人马汉关于制海权的论述正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诚如他所表述的那样，对海洋的控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即便是大陆国家，也不能忽略制海权的意义。可是，大陆国家必须维持一支与国体相适的陆上军队，必须建设它的边塞防御和交通网络，余下的精力才能投入海军发展，海军战略的基础就落后于那些岛屿国家，劣势之下该如何争夺和运用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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