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只有四成的货物归那些商人，那些商人也同样会赚一个盆满钵满，足以捞回他们所出本钱三倍以上的纯利润，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再者说了，如果没有官府的组织以及水师的护航，商人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次海外贸易，因此大家岂会对关税和水师开销有怨言？
云屯市舶司的官吏是大明四个市舶司中最多的，有一百多人，这里的官吏指的是在云屯市舶司编制内的人员，既有官员也有吏员，并不包括那些打杂的、跑腿的。
在李云天的规划中，云屯市舶司被他当做海关的试点，磨砺里面的那些吏员，以在将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海关体系，用以应对未来大明的海外贸易。
值得一提的是，李云天将云屯市舶司的百余名官吏分为三组，分别对船上货物查验一遍，然后核对三组人员的查验结果，以免发生漏报和瞒报的现象。
其实，按理来说船上的货物都要在云屯市舶司卸载后清查，可是云屯市舶司没有能装载如此多货物的仓库，同时那些货物搬上搬下也非常麻烦，故而李云天就让云屯市舶司的人登船查验。
当云屯市舶司的官吏查验完货物数量后将开出三份货品清单，一份是上缴关税的货物，一份是上缴军税的货物，最后一份就是属于商人的货物，那些商人凭借货品清单提取货物。
为了确保货品清单的真实性，每张货品清单一式三份，一份交由云屯市舶司保管，用作留底；一份发给码头货场查验货物的官吏对账，账目对清后放行；另外一份由商人自己保管，提货的时候上交。
可以说，李云天已经制订了一套货品出关和入关的系统体系，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极力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由于交趾的市场无法消化掉海外贸易的货物，因此在云屯市舶司查验完货物后船队就会北上，依次在广州市舶司、福州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和天津港停靠，在这四个港口各自卸下一部分货物进行出售。
总体比例是，广州市舶司卸载一成五的货物，福州市舶司卸载一成五的货物，宁波市舶司卸载五成的货物，天津港卸载两成的货物。
由此一来可以就近寻找买家，节省了不少中间运输的环节，进而更方便将货物铺遍整个大明，给买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当郑和宝船上运载的货物统计出来后，其价值也随之报到了李云天那里，保守估算，此次海外贸易带来的南洋诸国的货物值一千两百万两白银，约占大明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三成，是大明户部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四倍，要知道大明户部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也不过三百多万两白银。
如果将这批海外贸易的税收上缴朝廷的话，意味着朝廷能从中得到三百万两的税银，相当于多了一年的财政收入。
说起来这次能有如此巨大的利益收获，负责商事的赵元才居功至伟，正是由于他对南洋诸国商业的了解，这才能从其中获取如此巨额的利润，也使得随船的那些商人们心服口服。
虽然李云天定下了云屯市舶司所收的关税中自留一半，另外一半上交户部国库，但那是以后要考虑的事情，现阶段他还不想把那一半关税给户部。
这并不是李云天想要将那一半税收截留，而是他要将这一半关税送给宣德帝，以充盈宣德帝的内库。
由于洪武帝和永乐帝时期的连年征战和天灾人祸，作为大明天子的宣德帝内库中并没有多少银子，李云天之所以能开展海外贸易全凭宣德帝的恩旨，他自然要把关税给宣德帝了，同时也是让宣德帝意识到海外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
至于户部，并没有由头开口找李云天要这笔关税，原因很简单，市舶司归所属的布政使司管辖，其税收上缴地方府库，毋须上交户部的国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市舶司隶属当地布政使司外，还与大明实行海禁以及朝贡体系有着莫大关系。
洪武帝最开始设立市舶司的时候是为了收取海外货品的税金，不过颁布海禁令后，进出市舶司的船只全部都是前来大明的贡船，市舶司按照传统货物对贡船上的物品征收其低价百分之二十为关税。
因为海外贸易货物的进出口交易价格与成本价格间的相差甚远，再加上除了贡船没有商船进市舶司，故而市舶司可收到的税赋微乎其微，户部自然不会看在眼里。
所以，即使户部现在再怎么眼红，也没办法开口从李云天那里讨要关税的税银，否则就违背了大明的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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