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此举是很受胥吏阶层欢迎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小吏都能从陋规中发财，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胥吏，才真正能够发财，大多数胥吏也只是分到一点常例陋规，勉强糊口罢了。
有这样一群人支持，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在处理官府的具体事务，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了，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他们习惯了没有政治地位的处境，稍微对他们好一些，他们的反抗精神立马就没有了。
最让胥吏们欢迎的是，朱敬伦废除胥吏不能科举的限制，尽管这群头脑相对精明的群体意识到，朱敬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藩镇，似乎招牌没有朝廷那块招牌来得大，但依然殷殷期待着朱敬伦能开科举，也让他们尝一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感觉。
所以一时间胥吏子弟们还掀起了一股读书的风潮，但是读的依然是四书五经，之前他们可不会读这些书，以前他们就跟匠人一样，虽然也读书写字，但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懂公文，能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一套漂亮的公文文体就是真本事，读不读四书五经真没什么用。
显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在胥吏阶层心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并不如文官阶层，和孕育文官阶层的乡绅阶层那么强烈。
因为解除了对胥吏阶层的限制，所以不但胥吏阶层自身开始有了读书的动力，读书人对胥吏身份的顾忌也消失了，尽管大部分读书人还改不了对胥吏的鄙夷，但那些穷人，穷的甚至都无法维持继续读书人的读书人，胥吏这种身份、这种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接受了，在加上朱敬伦给胥吏的薪水异常丰厚，一时间倒是有不少读书人应聘做县衙的吏员，想着一边在官府中做事，一边继续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官员。
但反弹也是不小的，垄断科举之途的乡绅阶层，尤其是那些自家子弟读书晋身纪律更高的官宦世家，对朱敬伦的这个举措极为反对，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都是名门望族是乡绅阶层中的骨干，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觑。
为了不得罪整个这个阶层，朱敬伦甚至没敢直接提升胥吏的政治地位。
现在从最底层的教育改革推行不下去之后，朱敬伦联想到科举和功名，朱敬伦决定改换一下思维，从上面进行突破。
他决定不再跟顽固的老夫子们去谈判了，他要从上面动刀子，让这些老夫子来找他谈。
于是很快朱敬伦宣布，胥吏不但可以考试做官，而且以后的各级官员，必须拥有至少三年的实际工作历练，也就是在当官之前，必须做三年胥吏，直接跟底层的老百姓接触，直接操作面对老百姓的具体工作。
本来这件事就是他早就想做的，可是乡绅阶层反对，他不想激怒这个阶层才没敢推行，现在那些顽固派已经成了阻挡他前进的最大阻力，那么他就必须向这些人施加压力，改革就是在这种互相博弈之中推行的，现代政治本就是一门互相妥协的艺术。
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过：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所有的政治原则，包括制度和法律就是交易双方不断谈判、妥协之下的产物，如同打牌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牌，也都有对自己筹码得失的一个底线。
一旦双方的底线无法弥合，政治也会崩溃，那时候改革也就演化成了革命，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不就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双方的底线根本不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必须用战争来解决了吗。
朱敬伦现在扔出了一张牌，他等着顽固派出牌，他愿意做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对方也必须向他妥协，然后小小的将改革推进一步。
果然整个广東的缙绅阶层都愤怒了，他们无法接受他们通过科举做官，抬高或者维持他们特殊地位的通道被胥吏集团占据。
对乡绅阶层来说，科举跟土地，是他们一辈子最关心的两件事。广東的土人和客人之间最大的矛盾，一个是争地，另一个就是争学额，这种矛盾最后能引发土客械斗，也就能引发乡绅阶层跟朱敬伦对抗。
乡绅们一边在乡下动员乡勇，做出威胁姿态，一边相互联名向官府请愿，朱敬伦也调动军队，各县都有他的军队，少则一百，多则一千，他控制着城市，但他愿意跟请愿的乡绅谈一谈。
“胥吏户籍已经废了，在广東已经没有了胥吏。在新规定中，你们可以将官府的吏员，堪称是官员的预备，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当是一个候补官员，一旦表现出色，做官的话，更能了解民情。”
朱敬伦对请愿的一个个名门望族出身的乡绅解释自己的道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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