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商业文化，这就是资本文化。
文化的力量就在于此，他能让掌握话语权的优势阶层，向整个社会灌输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思想，而全社会还都认为十分合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管本文的农业文化，因此优势阶层是官僚士大夫。因此中国社会的文化，是对官僚士大夫有利的，而且全民都还认为这种文化是非常合理的。文化决定人的思想。
朱敬伦想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江南一些优秀的精英士大夫反抗八旗铁骑，当时有个叫王夫之的文人，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正能量，基本上流传后世几百年，没人怀疑过这句话的合理性。
包括朱敬伦此前都觉得这句话很大气，很能代表中国文化，可是就事论事来讲，这句话对那些匹夫，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是相当不公正的。
因为这句话破坏了权责一致的原则，当天下危亡的时候，文人士大夫想起了匹夫，他们提出了匹夫有责，可是他们从没想过，当天下兴盛的时候，这些匹夫有什么权力呢？天下兴，匹夫无权，天下亡，匹夫却要担责，显然这很不公平。
可是这么一句背后暗含着不公平的话，却被整个民族所接受，认为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文化对优势阶层的天然呵护。
因为文化主要是优势阶层，精英阶层创造的，而文化却不止是在优势阶层中间传播，他会扩散，进而影响到所有阶层，让所有阶层按照优势阶层的想法来看待问题，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代表又是阶层的世界观。
当然，朱敬伦并不是说王夫之提出这句话是在推卸过去享受了大多数权力的精英阶层身上的责任，是在欺骗或者玩弄匹夫，事实上，王夫之之流放在明末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精英，因为当时大多数过去享受最大权力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是通过投降，通过跟入侵者合作来保护他们的权力，而王夫之他们选择了通过抵抗来保卫他们的权力。
而且，朱敬伦相信，王夫之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深信的，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在骗人。这就是文化的巨大力量所在，他让在这个文化体系下的精英，也在按照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思考，这种文化是通过影响王夫之等人的世界观，来让王夫之他们提出了继续保护和维护这种文化的观点，或者是继续推动这种文化。
因此这跟王夫之个人的道德是完全无关的，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文化，就是一种文人士大夫享有绝大的权力，而又尽可能承担小的责任的文化。
从这点上来看，优势阶层创造的文化，有意无意的在保护优势阶层，却又通过文化思想让其他阶层不自觉的接受和默认。
同样的现象还有很多，再比如中国的地方官员，本来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可是偏偏在中国诞生出了息讼的思想，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有意无意的向其他阶层灌输一种打官司可耻的观念，而老百姓一旦不愿意打官司，其实就是给官员们减轻了负担，因此这种思想显然还是对优势的官僚集团有利的，而对小民是不利的，可数百上千年的灌输，让全民族都接受了这种观念。
甚至到了21世纪，一个人一旦惹上官司，都觉得是一件十分晦气的事情，哪怕他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哪怕他是正义的一方，他依然感觉到不舒服，暗叹倒霉。可实际上，打官司吗，难免的，很正常，可偏偏在过去的文化影响之下，老百姓就是觉得打官司不好。
显然西方资本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让资本阶层享受最大的权力，而又承担最小的责任的时候了。资本阶层只需要付出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一点点金钱，就能将大部分的责任推卸掉，而往往他们的那些普通客户，却需要用他们的所有积蓄，甚至未来的希望，来跟他们合作。可以说在这种合作中，看似合理，实际上双方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偏偏文化就让人们觉得，这是很公正的，很合理的，甚至是有法律保障的。
朱敬伦一路上胡思乱想，对股份制的看法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却不改他要推广这种制度的目的，推行股份制等于给资本家降低风险，风险让广大的平民，甚至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本来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这是大势所趋，毕竟人类是要发展到商业社会的。
资本家的风险降低了，不需要承担诬陷的责任，那么就更加敢于大胆的投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股份制出现之后，资本家极为欢迎，股份制公司的数量连年激增，然后资本投资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现各种不负责任的投资扩张，推动一轮又一轮的泡沫，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每隔几年就有大量的股份制公司破产，然后过几年又再次冒了出来，循环往复最终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这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也被西方人宣传为现代性，尽管对此深有腹诽，可却还得推动他的到来，但是朱敬伦还是有些不甘心，难道不能对此进行改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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