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一切都好多了，为了让灾民学会排队，工作站组织劳工在粥棚四周挖了壕沟，只有狭窄的一个通道通过沟外，壕沟里只是水，即便拥挤跌入水中，也不会受伤。可是这种办法依然不好，听说有踩踏而死的现象。
现在的规矩是，不允许灾民接近粥棚，而是刚刚来到的灾民，在远处的旷地上坐下来，人一旦坐下来了，自然就不可能拥挤了。然后由一个个工作站劳工（最早也是灾民），推着粥车，将米粥送到一个个灾民面前。
在旷地上将这些灾民进行登基后，按照家庭分配给他们草屋居住，之后每家每户都会按照不同的情况，被赈济站组织起来，参与到不同的工作中去。
李提摩太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他来这里之前，在山东做了一年的赈灾工作，可以说颇有成效，否则他也不可能在当地拥有强大到读书人想请他带领大家起义的威望。如果是一个冒险家没准就答应了，可李提摩太是一个传教士，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劝说当地人不要使用暴力，他认为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暴力结束后，什么都不会改变，后来他还以此劝说过宣扬暴力革命的孙中山。
李提摩太过去自己赈灾的时候，也遇到过老百姓不排队的现象，最后也是通过让大家坐着发钱的方式，才结束了混乱。不过李提摩太赈灾的时候，还只能通过发钱，因为还无法将大量的物资送到灾区。
大明就不一样了，直接着手改善交通问题，大明工程师们修建铁路的方式让人震惊，那种粗鲁不堪的铁路，是李提摩太从未见过的，他也认为赈灾最好的办法第一是修铁路，让大家有工作干，还能预防未来的灾荒，可他没想到大明工程师让铁路即刻就能在赈灾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一年之内就能修通上千公里的铁路。
这种铁路的简陋也令人发指，你甚至能在铁轨枕木下面看到发黄的枯草，显然有的土地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施工，直接将枕木就铺设在了土地上。李提摩太听说，这种简易铁路本就是修路工程中常用的方式，铁路公司会利用这种简易铁路给工程输送物资，但往往是随着铁路修建，随时拆解，现在却要在长达一千公里的距离上，发挥正规的运输任务，确实让人感叹。
又救治了一个腿上生疮的病人，给他进行了消毒，然后叮嘱他要注意为生和保暖，接着让他的家属将他带了回去。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忙碌但内心安乐，唯一让李提摩太着急的是，他始终无法进入河南。
已经有一些同行去了河南，他们都是最激进的传教士，年轻，信仰狂热，为了传教不惧任何艰难，同时还带有“文明人”自居的傲慢，要将文明传播给中国人。听说这些人的进展很不顺利，他们都是在没有经过大清王朝同意后，私自进入灾区的，在灾区遭受了当地官府和民间的双重抵制。
李提摩太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进入河南，因为他认为只有这种有组织的行动，才有可能起到作用，而那种狂热精神支撑的冒险，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傍晚，站长来找李提摩太，告诉他他无法进入河南了，而且也不能留在这里，他们必须走了。站长说，当地人对赈济站上有洋人十分惊慌，有一些人打算对洋人不利，所以站上所有的洋人都必须走。
李提摩太很失落，这里是郓城附近最大的救济站，距离黄河边不远，因此辐射了相当大一片区域，已经收拢了五万多灾民。过了黄河就是河南了，近在咫尺他却无法跨过去，就好像永远也无法跨过中国人心中那道跟上帝之间的鸿沟一样。
李提摩太试图留下来，他表示他可以装扮成一个中国人，他曾经这么干过，穿起中国人的长袍，带上假辫子。可是站长说不行，他们不想惹麻烦，如果洋人在这里，很可能让当地一些乡勇阻挠灾民赶来救济站。
现在灾民到赈济站的路上，都是这些乡勇在严防死守，乡勇主要是担心那些通过他们家乡的灾民，会给他们家乡带来麻烦，所以大宗族都组织了民团。
如果跟地方势力起了冲突，会对大明的救灾工作带来麻烦，所以大明政府多次通告，要求每一个赈济站都必须跟当地地方势力保持友好，不管是乡勇，还是官府，都要尽可能的合作。
李提摩太同意了，他也不想给大明的赈济工作惹麻烦，因为他非常清醒的意识到，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大明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东亚大陆上唯一一个负责任，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负责任的政府了，此时给大明政府找麻烦，不利于赈灾。
至于当地的清政府，已经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们没有能力对千千万万的灾民进行管理，对外地来的流民，他们甚至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敌意，给本地各乡各村都发去了告示，让大家防备流民，对外地流民采取一种严防死守的政策。
所以当地政府才默认了大明救济站的存在，因为他们发现只要将流民赶到救济站，就能阻止这些灾民扰乱当地社会秩序。
当地官府的不作为，不负责，更映衬出了大明政府的负责态度，而通过一个个传教士的眼睛和嘴，将大明的形象传递到了西方社会，让大明的这场赈灾行为，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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