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项政令是编户齐民，规定郡县治下百姓，无论士农工商还是吏民贫民，均要编入国家户口，生者著，死者削，户口里记载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土地、家产等。
户口分为三种，主户、屯户和客户。
主户是有田有宅者，主要包括豪强富户和有田产的百姓。
屯户则是屯田的百姓。
客户则是那些没有田地、依附豪强的佃农，就是那些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受人之土。佣而耕者。
主户和屯户按照各自的赋税相关规定上交赋税，客户则是自行交租给所依附豪强，再由依附的豪强代为向国家交赋。
编户齐民历来是最难办的事，尤其是目前豪强并起，堡坞连片。隐匿户口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姬平双管齐下，采取了一些激励和惩处的手段。
先前他下令减免口赋、算赋等人头税，以田纳税，算是一个手段。
那些交不起沉重的人头税、本来自愿依附豪强世家的佃农。恐怕有不少会自动脱离豪强，毕竟人头税一减免，相比起来，豪强对他们的盘剥恐怕比姬平所收的田税还重。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百姓自主向国家申报编户。姬平特意提升了编户百姓的权利，除了最基本权利外，赋予了编户百姓读书和为吏做官的权利。
这个权利在后世看似简单，但在两汉之际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因为在两汉，只有“吏民”才具备为吏做官的权利。
吏民有几个标准，一是从事的职业和身份不是国家抑制或打击的对象，比如商贾及其后代在内的七科谪户。医、工、巫、卜之户，就不具备做官为吏的权利，二是具有中家以上的财产数额。汉初是十万，景帝时调整为四万，后来也多有变化。
总之，吏民是一个相对富裕的阶层，不但有土地，许多吏民之家还有奴婢。是国家授田、授爵、察举任官的主要对象，也是赋税、力役的主要承担者。
而寻常贫民百姓则没有读书和为吏做官的权利。如今姬平赋予他们这些权利，不但能激励百姓编户。同时也是他打破世家垄断官僚系统的一个开端，为下一步开科举做准备。
这些都是激励，只要百姓编户，无论主户、屯户还是客户，权利和地位都是齐等的。
但没有户口的百姓则不同，非但没有读书和为吏做官等权利，而且在各郡、县、乡每年八月“案户比民”，也就是核查户口时，一旦发现或被举报有脱籍无户之民，就要严厉惩处，故意和强行隐匿户口的还要从重惩处。
凡隐匿十户以上百姓的富户和世家，要入宅搜查，视情况缴纳罚金，隐藏户口过大者，甚至抄家灭族。
姬平提出这个处罚制度时，卢植、袁基、崔钧和刘备均是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政令一出，恐怕会立时得罪天下世家，但姬平却坚持实行了。
户籍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户籍制度能否彻底执行，也往往决定了一个朝代的盛衰和兴亡，他不反对世家大族使用佃农和门客，但有个前提，就是这些佃农和门客要在国家编户和纳税。
若是他治下有世家一意孤行，还试图像以前一样隐匿户口，躲在堡坞，自成一家，不归服国家管控，那就别怪他辣手无情了！
事实证明，一个政令的出台，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
编户齐民的政令一出，首先就是各县各乡的官吏或上书，或消极应对，不少官吏阳奉阴违，以各种理由拖延不办，一些地方豪强则是暗中勾结山贼强盗，作乱地方，以示反抗。
姬平这个时候还不客气的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他命典韦的猛虎营和史阿暗影司四处暗查，直接将一些违命或阳奉阴违的官吏带到安邑，打入牢狱，又将一部分平日里盘剥地方、欺压百姓的官吏直接斩首，包括一些县令和县长，首级传示诸县，着实震慑了那些还在阳奉阴违的官吏。
姬平又安排了卢植、袁基和崔钧族中一些有能力的人补上所缺官吏之位，又提拔了一些敢于任事的底层官吏，进行了一场大换血。
尤其是他发现卢植手下有个郡吏贾逵，虽然出身贫穷，年龄也不过十八岁，只比他大点，但颇是能干，便直接任命贾逵为绛邑县长，令其主政一方，也让不少底层官吏侧目。
如此，官吏这一关便打通了。
至于那些暗中勾结和支持山贼强盗为祸的大小豪强，以典韦和猛虎营的战斗力，剿灭山贼、攻入他们自以为强悍的堡坞，只是瞬间的事，对于这些家伙，直接抄家，斩杀祸首。
姬平血腥狠辣的手段着实震慑住了河东郡的豪强和世家，加上卢植和袁基出面交涉后，本地最大的世家河东柳氏和另一个尊卫暠为祖的河东卫氏，首先将自己家中愿意离开的佃农放归，余下的佃农也全部编户。
至于后世赫赫有名的河东裴氏，此时还只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小家族而已，很快也把为数不多的佃农编户。
对于这些归附的世家，姬平也不吝啬，任命卫氏家主卫觊为猗氏县令，任命柳氏家主为河北县令，裴氏家主裴茂在长安任职，姬平便任命他的儿子裴潜为濩泽县长。
河东柳氏、卫氏和裴氏的妥协，打破了本地其他豪强的心理防线，不到半个月，河东郡南部各县乡的豪强纷纷妥协，将佃农编户。
这样，编户齐民就在姬平文武并用的策略下率先完成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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