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人，一条潜龙，怪不得张瀚专门派了一个情报小组盯着……确实是完全值得的行为。
至于先杀李鸿基，赵立德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再怎么样，潜龙毕竟只是潜龙，未遇风雨不得大势，就只能为区区一驿卒。
将来天下大变之时，李鸿基是有机会趁时而起，还是突然暴毙，甚至有别的处理办法，这都是张瀚心念之间的事，任何一个念头转过来，李鸿基都无力抵抗，完全只能被动接受。
所以张瀚之势已经大成，对李鸿基这样的草莽中的蛟龙也就是关注一眼，并没有太多的提防和限制，否则以现在的和记之力，对付李鸿基这样的普通驿卒，不过是举手翻掌之力耳。
“明早回新平堡，向大人复命。”赵立德吩咐一声，叫人准备好马匹，他要赶回新平堡复命。现在各处平静，暴风眼还是在新平堡，朝廷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谋张瀚性命，只是这时机尚且难说，其实张瀚现在养望已成，没有必要一定要留在堡内了，但张瀚迟疑不去，赵立德怀疑其中另有情弊……不过张瀚布局，对军政大计还是相对公开，会解释原故，在军情这一块，向来是吩咐下来令所有人照办，不得怀疑，也不得拖延，更无比反对。
而事后检点复盘，则发觉张瀚的布置无不精到，甚至妙至毫厘，有时候都感觉张瀚是眼看着事态的发展，完全算出敌人的下一步的举措，甚至天下大势演变，张瀚都能提前之悉……
这一点来说，完全令赵立德从骨子里敬畏叹服，对杨秋或是别的同僚，赵立德自忖智计不弱，心智城府手腕样样不在人下，只有对张瀚，这个特务头子生不起比较的心思，倒不是张瀚身居高位，甚至是帝王，接触的时间久了也没有那么多神秘感，所谓天命，不过是哄骗乡间愚夫愚妇，真正的身处高位的聪明人绝不会在意什么天命可畏。而叫赵立德真心畏惧的，就是张瀚这种算无遗策的全能全知，似乎什么阴谋诡计都如积雪遇大日，瞬间就会消弥无踪，根本就无能为力。
张瀚坚持在新平堡，必定是有他的理由，但赵立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他只隐隐感觉，天下大势如果按现在这样下去，除非朝廷下手决裂，否则的话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镇定……
对和记来说，长时间的和平亦非坏事，不过如果一直平稳下去，始终寻找不到破局的那个契机，也并非是一件好事。
赵立德并没有思索太久，对他来说，这种真正大战略层面的事只是略作思索，在宽甸时他常与温忠发和秃头几个讨论，众人都不得要领，对温忠发等人来说，对这种问题的思索往往会化为实际的层面，比如什么时候允许宽甸方面出兵……对他们来说，对张瀚的信任和依赖是深入骨髓之内的，不管怎样，只需要按张瀚的吩咐来行事就可以了，别的事完全不必要担心，反正上头自有安排。
……
赵立德从榆林返回新平堡的途中，王二等人举事的消息就已经传了过来。
王二等人啸聚了千人，由王二亲自鼓动，他素得人心，以豪勇之姿对众人道：“今反是死，不反亦是死，不如起而造反，尚可一搏！”
当时陕北四处处于春荒之中，饥民遍地，百姓皮骨已尽，救死不赡，王二首举义旗，众者甚众，而起义军持刀械，以墨涂面，从白水县至澄县城墙之下，城中守备荒疏，完全没有兵力驻守，仓促之间，县令张斗耀命衙差带帮闲上城头驻守，这般人可谓最遭人恨，灾荒之年，官府逼迫赋税甚苛，对百姓剥皮敲骨，而行事者就是这等人。
一见衙差，群情更愤，王二趁机喝道：“谁敢入城杀县令？”
众人皆云“我敢”，自此事可不止，千多人从四处登城，城头守兵一晃而逃，根本不敢抵抗，义军杀入城中，擒得知县，当即斩下头颅，传首示众。
这一下从者更多，王二开仓放粮，众多饥民加入队伍，王二率兵至白水河畔，攻打富户寨子，四处征粮和打造兵器，一时间已经啸聚了数千人，声势浩大，远非普通民变可比了。
消息在赵立德身后传到榆林等镇，百姓造反是头等大事，立刻就有塘马报向京师和三边总督并宣大总督处，由于县城被破，这等事根本无法隐瞒，若王二等人不破县城，三边总督还可以内部消化，设法将这股叛乱的农民征服或招安，而破了县城，杀了知县，事情则无可掩盖，只能飞马传骑，向京师报告。
与此同时，三边开始动员，在赵立德离开榆林镇的第二天，就看到好几股骑兵往榆林南边去集结。
为首的多是都司或守备，率兵行军多以马兵为主，仓促之间，想动员步兵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诸将率马军先行，然后徐徐动员步兵，以王二等人的数量，官兵最少也得动员好几千人，应该由某个游击将军率马步兵两千人左右，才会试图往白水河畔去进剿。
这一切都和赵立德无关了，他点了把火，果然陕北就是一个大柴堆，火轻易的烧了起来。
按照安排，还有数十个点可以逐次点燃，但要看时间，看明军的动向，看朝廷的动向……如果朝廷一意孤行，那可以陆续把火头点燃，熊熊烈火一旦烧起来，三边，宣大，都会焦头烂额……
所以大明实不足惧，几十年的天灾加上人祸，北方已经陷入集体的困苦之中，和隆万开海之后的江南湖广闽浙不同，南方富裕而北方穷困，朝廷的财政又陷于困顿之中，对北方只有陕北等少数地方不征辽饷，可是对天灾无能为力，对百姓的贫苦视若不见，没有赈济，连赋税也照常征收。同样的赋税，江南地方可以轻松缴纳，而在北方却是使百姓倾家荡产。人都说大明薄税，按中央的财政收入来说确实税赋相当的低，连正常的朝廷运转都相当的困难。而实际情形来说是大量的好处被士绅阶层瓜分，沉重的负担还在农民身上，天灾之下，政治不修，王朝其实已经走入末世，在大规模的起义未起之前，人们还有种种错觉，并没有感觉到危机将至，只把眼光放在和记和东虏身上。到王二等人起义之后，所有人才赫然惊觉，大明的情形就是如孔子评价的一样：季孙之忧，不在颛庾，而在萧墙之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