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一靠码头，李福林等盗匪便被押解上岸，交给广州警察，游街示众后将被立即正法。
议论着、围观着、追看着，大批民众渐渐离去，陈文强方才弃船登岸，在袁树勋的幕僚陪同下，率队入城。
笔挺的制服，威武的行队。闪亮的刀枪，两百武装警察都是精锐之士，精神十足，杀气四溢。陈文强骑在马上，在几名骑马警卫的保护下，昂然行入城门，在街道两旁百姓的惊愕、震撼的目光注视中，走过大街。直至督署门前。
袁树勋再不愿意，也只能向陈文强低头。也要摆出姿态，率领官吏至督署门前迎接。
毕竟陈文强向他提前作了通报，乱党首领李福林被缉捕，部众溃逃，残存乱党正在抓紧追拿，潜入广东之乱党已无兴风作浪的可能。
换句话说。陈文强此番返回省城，那是带有出征将军凯旋而回的意味。率领着精兵强将，乘坐着巍然大舰，如此高调的行为，就是要使这种意味更加浓厚。
“总督大人出迎。下官如此敢当啊？”陈文强远远看到台阶上的袁树勋，便翻身下马，大步上前，拱手一躬，嘴上说得客气。
袁树勋看着陈文强身后整齐、严整、装备精良的队伍，暗自叹了口气，把目光转到陈文强身上，脸上已经露出了和熙的笑容，上前伸手虚扶，“陈大人剿平乱党，还省城平安，劳苦功高啊，又有何不敢当呢？”
“这是下官份内之事，总督大人谬赞了。”陈文强直起了身子，伸手摆了摆，身后已有人送上一个大托盘，掀开蒙布，露出书信、鹰球印章、旗帜等物。
“大人请看，这便是下官剿灭乱党的缴获。”陈文强伸手指点着，给袁树勋介绍道：“鹰球印章，据李福林所方，为乱党头子孙文所颁赐，是为作乱时铃记所用；青天白日旗旗徽式样，听说乃是孙文所绘……”
“好，好啊！”不管对陈文强的有多少怨懑，袁树勋对陈文强的能力还是相当钦佩的，这些实打实的物证可是向朝廷邀功请赏的凭恃。
而且，名义上还是警察，但装备、气势已经远超过巡防营的武装警察，令袁树勋感到了莫大的威压。也许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知道陈文强为何如此强硬。
略微寒喧之后，袁树勋和陈文强都是一脸轻松地走进了督署。装样子，这是在官场上混的基本功，即便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也不可能带出来。喜怒不形于色，城府甚深，那才是一个合格官员的要求。
在厅堂落座，没说几句，袁树勋便有些着急地提到了对西南饷粮的供应上。毕竟那边催得越来越紧，形势似乎也越来越严峻，吴禄贞的描述让袁树勋觉得士兵哗变是迫在眉睫。
“大人，如果盐政改革能够持续，官盐的销量能够上升的话，粮饷还是有所保证的。”陈文强率先说到了盐政的事情，就等着袁树勋最后表态。
纲法得以推行的前提是盐销区的划分与引额的分配。为保专商引岸的推行，清代牢牢确立了盐产区与盐销区的一一配套。按照规定，一旦盐销区划定，产区与销区之间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配运，按规定的路线转输，然后在规定的引地销售。否则，即以私论，“凡将有引官盐，不于拘该行盐地面发卖，转于别境犯界货卖者，杖一百。知而买食者，杖六十”。这就是清代产盐与销盐的基本态势。
从食盐的颁引、征课到产运疏销，盐务衙门均有“分治其事”之权。还应指出，除盐务衙门外，地方行政官员也有疏销盐引、核定盐价、缉查私盐的责任。特别是在通商疏引方面，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卫所，责任更为重大，所谓“征课为盐官之专责，而疏引缉私，则地方有司亦与有责焉”。
为与纲法体制相配合，盐商组织对盐务管理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盐区的盐商组织称谓不一，两淮称为“盐商公所”，山东称为“商司”，河东称为“商厅”。各盐商组织的主事之人，两淮、两广称为“总商”，两浙称为“甲商”，山东称为“纲头”、“纲首”，河东称为“纲总”、“值年”，一般由财力雄厚的大盐商充当。尽管称谓不一，其职能却大致类似。
而清代的盐商报效大致可分为军需报效、助赈报效、助工报效和备公报效几种。经过承平时期的长年积累，盐商资本迅速膨胀，得以更大规模地投入到报效中来。
在得到大量报效的情况下，清廷亦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盐商得到更多的实惠，如加斤、加价、豁免、缓征等。但在大量报效、浮费加大、私盐冲击、盐商夹带及官吏贪污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盐区的运盐成本仍然稳步增加，导致即便在盛世时期，很多地方也开始出现官盐滞销、盐引积压的局面。
而由于受滞销、浮费、走私等因素影响，导致政府、商人、民众这三者的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政府盐课无着，商人纷纷倒闭，民众违法食私，获益者却为盐枭与不法胥吏。又因私枭作为一种有武装、跨数省的贩私集团，往往与绿林或会党相结合，更成为社会治安的巨大隐患。
正因为如此，陈文强才要排除阻力，改革盐政。而很多官员也深悉其中积弊，包括前两广总督张人骏，把盐务交给陈文强，也是希望他能一改盐务败坏之局，为地方增加收入，为西南提供粮饷。
………………(未完待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