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地，唐、宋是“羁糜州“，元、明、清是土司领地，直到清雍正十二年才“改土归流“，纳入华夏“正统“。直到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在某些地方还有残存，红军长征中就跟一些西南土司打过交道。
土司城比北京紫禁城还大，就个人享受而言，土皇帝不亚于京城的大皇帝土司品级，“宣慰为上，宣抚次之，长官又次之“。唐崖司在这些品级上几经升降，最后以“唐崖长官司“终场。不论品级如何，唐崖司实际是保持半独立状态，对朝廷承担一定义务，得到朝廷加封，就成了一方“土皇帝“，连土司城也历来被民间尊称为“土司皇城“。唐崖土司在这一方称王称霸，相继十八代，历时460余年，比东西两汉朝加起来还长。
土司城的面积甚至比明清紫禁城还大。明清紫禁城南北长约960米，东西阔约760米，算下来不超过73公顷。唐崖土司城纵横都有1公里，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100公顷，即1500亩)。土司城尽管不到明清北京都城的1/4，但就“个人享受“而言，土皇帝并不亚于北京的大皇帝。
唐崖土司城濒临唐崖河，此河下游汇入乌江。由土家先民建立的巴子国有一路是沿唐崖河“倒流三千八百里“而下向川东发展的，所以后世唐崖土司与川东的关系颇为密切我们甚至在峨眉、青城都能在建筑上看见唐崖土司城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崖土司城的选址十分高明。东面是唐崖河，西面倚玄武山，南北两面都有溪沟，天然形成一整片向东倾斜的缓坡;四周有充沛的水源，排污也不成问题。城墙沿山脊和河沟的内岸砌置，可谓深沟高垒，翻过玄武山。便可见相当辽阔的良田平坝，使人相信这片“附郭“农耕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土司城，即使遭到围困，也可长期固守。唐崖河东岸“崖岸高峻“，当年自必首先考虑城防，但观瞻上也令人感到雄秀两兼，心驰神往。近年注意保护，四周林木逐渐葱郁正在恢复往昔“王城“气象。
许多民族都有“崇东“的原始信仰，土司城的大方向也是“坐西朝东“占居缓坡，本是鄂西人民聚落的传统规矩，唐崖土司城不过放大了规模。缓坡不占良田，便于引泉排水，而且有利防洪。现在唐崖河下游建了朝阳观水库，回水上溢，超过土司城地界，但水位远在城区之下。可以想见，当年即使山洪瀑发，也无损唐崖土司城分毫。
土司城选取了大方向朝东恐非偶然，值得深考。全世界的许多民族都有“崇东“的原始信仰。中国到两汉六朝还以“东向坐“为尊位，最近报导的西汉景帝阳陵方位坐西向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很可能在元代建城之始，土家族还保持着这样的旧习，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唐崖土司城的遗存本来十分丰富，但也与全国其它地区的生态同命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为唐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到处开田整地，把许多遗迹来了个“扫穴犁庭“。但，巍峨耸立的土司衙门牌坊，形态生动的张飞庙前石人石马，精雕细刻、透着神秘的土司陵和田氏夫人墓，仍然是唐崖的骄傲。湖北境内，除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外，再无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坊。土司陵更可能是全国的唯一。“三街“石板依然完整，“十八巷“也历历可数。城墙多有遗迹可寻，贾家沟一带墙垣更为清晰。其余城内建置，本地父老都可-一指出其位置(见本文所附《唐崖土司城遗址示意图》)。主要建筑都讲究风水、轴线、对景，不难精确定位。在原址作出一些标志，没有什么困难;这能让游人易于想象，发思古之幽情。甚至把一部分作出考古复建，也并非绝无可能。近年为了弘扬土家文化，开展旅游事业，有振兴唐崖之议。这当然须得从长计较，讨论其可行性，详加规划。有人主张将各地有价值而又难于保护的土家吊脚楼迁到唐崖，形成土家民俗村，这是值得郑重考虑的建议。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唐崖土司城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中国土司制度，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广泛，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唐崖土司便是这巨大存在最为鲜活的例证“之一“按照《清史稿》的总结，外藩二国，内地七省，都曾遍布土司。雍正十二年夏四月，湖广容美土司(中心在今鹤峰县)，首先“改土归流“。紧接其后，五月，“施南宣抚司改设流官“，唐崖属施南，唐崖土司的“气数“到此终结。六月，“湖广忠冈等十五土司改设流官“，整个湖广(湖南湖北)的土司制度被彻底“廓清“(以上引文并见《清史稿·九·世宗纪》)。清政府之所以先对容美、施南迅猛下手，实在因为这一地带深人内地，久为清朝的心腹之患。各土司都曾为“前明“出兵效命，唐崖土司城的牌坊就是明廷对唐崖战功的褒赏。入清之后，大量“不逞之徒“，包括前明遗老，拥入土司领域避难，伺机“蠢动“。李自成余部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打了二十几年游击。吴三桂造反之日，势力也到达湖广诸土司;近年出土的一方“唐崖长官司印“，竟是吴三桂“伪周“所颁。这一切不能不令清廷寝食不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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