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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琳女士讲完话，站起身来向着主席台上的众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向着台下深深地鞠躬致谢。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大家的掌声，结束了她的即兴言。
掌声和欢呼声再次响起，台上台下融为一体，都对罗琳女士的讲话，抱以由衷的赞赏和欢迎，也饱含着对她个人事迹的赞许和钦佩，当然也有对她本人的欣赏。
罗琳女士的讲述很简略，很多艰辛的过程也是粗略地带过，可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看来，却充满了曲折和困苦，每一步都是含血带泪的。一个农村出来的纺织女工，原本正常的路径应该是依托国有企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然后就是生儿育女，然后就是退休和颐养天年。国有企业给了她坚强的后盾，使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固定的轨迹，也是一条看似圆满的成长之路。
可这一切随着企业改制的出现戛然而止，国有企业不复存在，赖以生存和依托的支撑瞬间崩塌，设计好的路径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现实残酷地存在，那就是下岗失业。原本改制的初衷是更好地激企业生产活力，使企业能够甩掉不必要的社会性包袱，减员增效之后更好的展。如果是这样的话，像罗琳女士这样的高级技工，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不仅能有继续工作的机会，可能还会因为技术和需要，大幅增加收入和提高待遇，实现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的目标。
事实上最终并不是这样的结果，政策制定者与改制设计者和实际操作者，并不都是一个层面上看待企业转型升级的意义，也对这样伤筋动骨的改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动机。政策制定者的思路是国退民进，将一些适合市场化竞争的行业交由市场自由调节，有序地减少国有企业占比，激市场活力和展环境，从而更好地提高生产力和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到了改制设计者的层面，却是利用政策界定不清的空隙，甩掉长期由政府主导和管理监督的包袱，并利用合理的政策将国有资产变现，然后将变现的资金投入到见效快、效果好的形象工程之中，产生经济腾飞的助推效能从而实现甩包袱和增效果的双重目的。对于实际操作者来讲，政策提供的难得机遇，以及设计者急功近利的思路，无疑是致富和攫取资产的良机，法人持股和管理层收购，也为实际操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简单的闪展腾挪，就能使国字号企业变成囊中之物，这是每一个曾经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最大的改革红利。
至于企业未来的展，以及企业职工的生活，似乎不是改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改制设计者，或者是实际操作者，关注的都是企业资产的价值，企业职工的权益是所有决策者，都忽视或选择性忽视的问题。企业减员增效是政策认可，也是设计者可以接受的现实，这就给操作者提供了合法合理的空间。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每一个参与者都清楚，除了厂房设备，还就是企业脚下的地皮。
由于以往的城市规划和交通条件，国有企业的选址布局都是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次中心位置。随着城市行政区域的扩大，这些企业占据的位置，都不同程度上处在了黄金区域，而且由于以往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企业占地面积和范围，都是尽可能地庞大，甚至出现一个国有企业，就是一个副城市中心的现象。
这么大的区域，这么诱人的地理位置，对于企业改制的实际操作者来说，能够抵制住这巨大的诱惑，安心于企业原有生产规模和方式，成为考量善恶人心的标尺，而很多人都经不起这样的考验，何况很多人的初衷也还是不很光彩的。
厂房设备质押给银行，可以拿到巨额的贷款，处置厂区内闲置的区域和资产，更是企业拥有者迫不及待需要着手的事情，至于企业生产，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企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为了巨大的利益，可以走破产倒闭的途径，或者是企业迁移出中心城区的方式，完成资产和地皮的腾挪，以便为最终的房地产开提供便利条件。
不论企业如何设计，摆在全体职工面前的，除了下岗失业，就是变相的买断工龄推向社会，因为在企业操作者看来，职工的价值不如厂房设备，更不能与地皮相提并论，抛弃是早晚的事情。政府将包袱甩给了企业，而企业也毫不客气地将包袱甩给了社会，成为现实的问题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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