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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儿低着头想了想，才破颜笑道：“也是。石哥哥你放心，我想的这个封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计议已定，众人便开始按计划行事。唐棣去请诸人，除开*凤推脱自己学术不精，要安心读书备考之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来，桑充国便告诉了父亲，收拾几间厢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里住了。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便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忙了个马不停蹄。唐棣等人还好，石越可就是受罪了，人家可以分几班，他却不能够，他必须不停的想，不停的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挑战自己的潜能。一个月下来，把自己累得瘦了一大圈。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把这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出来了。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虽然如钱穆的《论语新解》，对于石越来说是极熟的，但是牵涉到训诂的许多地方，他还是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便是许多钱穆对《论语》精神的解释，他也不能记得清楚了。好在石越并不是一个对《论语》全无自己的理解的人，凡是记不太清楚或者自己和钱穆观点有冲突的地方，他便以自己的观点为主加以阐述。而训诂则杂以程氏书做为补益。
因为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而钱氏的书中包括了许多朱氏的观点，所以这部《论语正义》虽然在现代看来远远比不上《论语新解》，可能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部好书，但是在当时，却是完全可以轰动士林了，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写越熟，这唐棣等人也只剩下“佩服”二字了。五个人完全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
其实这部《论语正义》，虽然石越本心以为自己是抄袭别人的成果，但是如果平心而论，倒也可以说是一部创述之作。不仅仅因为其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思想是石越的阐述，而且也是因为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删减增添之处，充斥全文。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后面则是对前面一段论语做出阐发。而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标点符号。这部书附有两个前言，一篇说到写这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但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导致断句不一而引发的歧义，依然是比比皆是，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就引发了士林大讨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标点符号的应用后来很快就随着这《论语正义》而风行于世。
但是这部书在熙宁二年十一月份的作用，却主要是使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这编撰的六个人并不知道，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其原因是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贡生们的应酬聚会当中，这些贡生们便忍不住打听相问，而唯一知道内情的*凤便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子士子必读之书。”于是这个传闻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众士子对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岁出头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石唐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贡生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不过石越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唐棣等几人完全沉迷在这件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想想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兴奋莫名。桑俞楚和唐甘夷也早已从唐棣、桑充国兴奋的解释中知道了这件事的意义，他们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购下了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这书定稿，就全力开工刊发。
但是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迟迟不愿意定稿。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的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超越钱穆，石越还提出了“逻辑学”的概念。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并且又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隐约或清楚的表达，并且其中还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石版《论语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只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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