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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了。这是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岂有不利用之理？
因为王韶在西夏边境创办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市易法的危害还没有显示出来，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会引发一场朝会中的大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若是我的政见获胜，则必然让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辞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则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无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况且这个年轻皇帝的信任，绝对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应。而只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给了我这个宰相衔，并特许我不必参预朝会，虽然祖制所无，但是眼下根本没有人来得及阻止这一道闪电任命。而事后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这个任命视为一种恩宠来解释，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衔做为一种恩宠赐给元老大臣。
所以当王安石进宫之后，我已经是大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地点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免役法对百姓的祸害有多深；王安石对此根本无法解释，到最后他竟然赖起皮来，说这种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知道这种辩论手段他也曾玩过，没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气的追问：“相公谓不能保其无此，然某请问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卖屋交役钱，相公可能实证？”顺便还给他带了顶帽子，“某亦敢问相公，之前百姓卖屋纳税，是仁宗皇帝时呢，还是太祖皇帝时？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评他：“相公为宰相，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谓不能保其无此，此非宰相之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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