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大选更换的只是总统，随之更换的或许还有总统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但这个更换并不是彻底更换的意思，海斯甚至都不可能将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个遍，更不用提其他政府部门，哪怕是总统换了人，但那些部门不管是主事的还是跑腿的，还是之前尤里西斯·格兰特当政时的那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海斯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是对尤利西斯·格兰特当政时期的彻底否定，言外之意就是之前的美国政府既不高效，也不廉洁，在这种前提下，可想而知，海斯正在推行的各种改革，有多么的举步维艰。
担任总统还不到一年，海斯因为想民主党示好，几乎得罪了大多数共和党人，同时又因为要厘清税费，得罪了当初把他一手捧上台的资产阶级，现在则因为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得罪了所有政府雇员，而这些人原本应该是海斯的左膀右臂…
说起来在得罪人这方面，海斯绝对是人才，这家伙能活到现在确实是不容易，大概海斯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再不做点什么的话，大概他是无法平安度过这四年任期的。
“成长的标志就是学会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退让，但那并不代表我们软弱，我们只是在寻找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李牧尽量选择委婉的方式提醒海斯，毕竟身为总统，海斯有自己的尊严，李牧要是话说的太重，恐怕结果会适得其反，那就和海斯犯了同样的错误。
客观上说，海斯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想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并没有错误，那都是一位总统应该做的事。
海斯错就错在操之过急上，站在海斯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应该更全面，选择方式也应该更谨慎，如果换一种方法，选择更加温和的方式，或许会取得更好效果。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糟。
“是的，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的确是有些太过激进，所以接下来我会换一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开创一个新局面。”海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海斯勇于承认错误，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种性格很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西方政治就是这样，政治家不怕犯错，犯了错就要承认，很多时候甚至要勇于承担错误，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样会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担当，才能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原谅。
反之，如果出现问题一味推诿责任，为了逃避责任甚至说谎，那就等于是犯了原则性错误，将错误直接上升到品格层面上，这对政治家的声望将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和东西方的传统思想有关，东方对于“父母官”要求极为严格，大禹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形象才符合东方人对于官员的定位，而西方普遍在这个问题上做法更加人性化，官员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错误，有时候出现污点反而并不是坏事，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只会让政客的形象看上去更加接地气，更加亲民。
如果从更深层次上分析，通过对错误的容忍程度，就能够看出东西方对于权力的态度，相对来说，东方人在权利面前表现得更加勇敢，而西方人在权利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则是服从。
“我相信总统先生你一定可以的，实际上你的做法也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得到应有的理解。”李牧这句话真不是恭维，在原本的历史上，海斯在评价就远高于尤利西斯·格兰特。
相当于21世纪的美国，19世纪的美国是个彻头彻尾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混乱也很正常，政府的廉洁程度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逐渐完善的，只要把蛋糕做得足够大，那么每个人分到的就肯定会更多。
“希望如此…”海斯的精神总算好了点，海斯也没指望能通过一次谈话就和李牧尽弃前嫌，到目前这种程度就够了，至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还是刚刚离开，在门口等半天的西尔维斯特马上走进来。
照例又是一番恭喜，严顺给李牧倒上一杯红茶，给西尔维斯特倒上一杯产自古巴的朗姆酒，李牧和西尔维斯特的谈话就从朗姆酒开始。
“今年的甘蔗取得了大丰收，朗姆酒的产量比往年更高，但增加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所以里姆，我有一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圣地亚哥投资公司能帮助古巴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税务系统…”西尔维斯特从哈瓦那千里迢迢赶到纽约，肯定不仅仅只是为了参加李牧的婚礼这么简单。
古巴的种植园大部分都掌握在以李牧为首的大种植园主手中，李牧在古巴拥有的种植园现在已经超过160万英亩，从面积上来讲，肯定没有李牧在美国拥有的土地多，甚至没有在中部地区一个州拥有的土地多，但从单位效益上来讲，种植园给李牧带来了更多收入，毕竟种植园里种植的几乎全是经济作物。
虽然和美国一样都是“合众国”，但古巴合众国的税务部门，和美国的税务部门相比，很明显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西尔维斯特的话并不是指责以李牧为首的种植园主们偷税漏税，而是指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中饱私囊，这是让西尔维斯特绝对无法接受的。
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实都一样，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人们没钱，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才会滋生各种各样的腐败。
类似古巴合众国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那么想得到根本性改善非常困难，所以西尔维斯特才要求助于李牧，希望李牧能帮助西尔维斯特拿到应得的钱。
这种事在这个时代并非没有先例，清帝国海关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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