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最关键的参数是雷电模拟系统的放电参数，而负责这个系统的设计和运行的人正是我。”
“这时已不是战前的肃反年代，仅凭无端的猜测是不能定一个人的罪的。”
“然而，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东德参加学术会议时叛逃到西德。”
“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是执著的基因学派，但在当时的苏联，基因学说还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精神上陷入一种深深郁闷，我想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他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调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领导的小组中的一些人为了明哲保身，按照纳尔诺夫的授意对我百般诬陷，最终使我的间谍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但纳尔诺夫在技术上却离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议，让我服刑期间回基地继续原来的工作。回到基地后，我过着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只能在基地之内，连穿的工作服颜色都同别人不一样。”
“最难受的还是孤独，除了在工作中，没人愿意同我接触，只有组里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平等的对待我，给了我许多温暖，后来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为一种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对纳尔诺夫的憎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说来奇怪，对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坏外，我还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认为是未知的参数偏离导致了那次试验的成功。”
“这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如果最后找到了那个或那些偏离的参数，只能使我更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产生球状闪电。”
“这以后的研究路线是很明确的：参数的偏离不可能太大，否则在放电时各种监测仪器甚至肉眼都会觉察到，于是试验时应该依次使各个参数在记录值上下进行微小波动，如果考虑到多个参数同时偏离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组合，要进行大量的试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肯定纳尔诺夫是故意陷害我，因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坏，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我说出使哪些参数偏离了，但他一次也没有问过我。”
“而被无休止的繁重试验任务搞得筋疲力尽的其他人则对我充满了憎恨。但这时包括我在内，都相信再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
“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所有可能的参数偏离都试验过之后，仍没有成功，这倒使我意外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时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与那个放猪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欢附庸风雅，对知识界要温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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