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想象中顺利许多，四十分钟后，侦查员拿着一块硬盘走进了专案组。他扬了扬手中的硬盘，眉飞色舞地说：“找到了！”
视频中，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人匆匆从摄像头前经过。后面一段录像，这个人又匆匆从摄像头前反方向经过。后面一段录像中，红色雨衣的侧面垂下来一个东西，随着这个人的步伐而摆动。
“看，”我兴奋地说，“这个东西，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死者的外套！”
“你们注意到没有，”林涛把视频暂停，走到幕布前指着穿红色雨衣人的说，“这个人的后背，好像有个凸出来的地方。”
“难道是背着一个包吗？”丁支队说。
我走近看了看说：“不是包，应该是个驼背。如果是包的话，背包的位置不应该这么靠上，而且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有明显头部前倾的迹象。说明，这个人是个驼子！”
“你要是不说是个驼子，我还不太敢认。”辖区派出所民警说，“我们辖区有个环卫工人就是个驼子，走路有些跛。刚开始看这段录像，我就觉得他跛的姿势很像那个环卫工人，可是监控模糊，不太敢认。”
我抬头笑了，问：“丁支队，你看是先抓人呢，还是先搜查？”
“反正我们手里有嫌疑人的DNA样本，不怕他不交代。”丁支队说，“依我看，人抓来，同时对其住处进行搜查。”
“那就交给你们了，”我笑着说，“我们得回去睡觉了，大宝最近累得都开始梦游了。”
“什么梦游？”大宝瞪着眼睛说，“明明是你幻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进专案组办公室就觉得气氛不对。
专案组里烟雾缭绕，侦查员们都红肿着眼睛，疲倦地翻看着卷宗。
“怎么，”我问，“出现问题了？”
丁支队显然一夜没睡，伸了伸懒腰，说：“这家伙嘴硬，拿不下来。”
“搜查也没有结果吗？”林涛急着问道。
丁支队说：“没有。红色雨衣、血衣、郑巧慧的外套，都没有找到，连郑巧慧被害现场的鞋印，都没有在孙建国家里找到类似的鞋子。”
孙建国就是那个驼背的环卫工人。
“那DNA比对上了吗？”大宝问。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两起命案中交叉DNA确实属于孙建国。”丁支队说。
“那不就得了，”我高兴地说，“之前我们有详尽的判断，这个DNA应该就是凶手的。既然这个DNA是孙建国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抓错人，他应该就是凶手啊！”
丁支队无奈地耸耸肩，说：“可有什么用呢？他死活不交代。”
“交代不交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有物证啊。”
“这个物证没有证明效力啊。”丁支队说，“孙建国很狡猾，他承认自己去过这两家美容院嫖娼，但是坚决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的物证也就只能证明他去嫖过娼，而不能证明他杀过人。”
“监控录像也说明不了问题吗？”我问过后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么苍白无力。
丁支队盯着我，没有说话。
“我去看看孙建国。”我说。
孙建国是个四十岁的长相丑陋的男人，见我走进审讯室，贼眉鼠眼地瞟了我一眼。
我见审讯桌上放着一排用塑料物证袋装着的东西，应该是从孙建国身上搜出来的。我在审讯桌前走来走去，突然，一袋十几张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纸币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之前办理狗咬死人那起信访案件的情形。案件的原始资料我都看过，民警之所以发现死者是被狗咬死的，就是因为老太太的一张纸币上，被血液黏附着几根狗毛。
我迅速地戴上手套，打开物证袋，一张纸币一张纸币地翻看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发现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上都有可疑斑迹。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赶紧打开随身携带的勘查箱，取出联苯胺试剂瓶。
经测定，纸币上的斑迹，是人血！
“这是陈蛟的钱，对吗？”我瞪着孙建国说。
孙建国看着我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有些心慌，显然他不知道我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他动了几下嘴唇，没有出声。
“还不说？”我厉声道，“陈蛟的钱为什么会在你兜里？”
“因为她找了我的钱。”
“她收了你多少钱？”我问。
“五十。”
“五十？那么你是给了她多少钱，她会找你九十块？”
这句话显然出乎孙建国的预料，他翻了翻眼睛，说：“不知道。”
“那钱上又为什么会有陈蛟的血？”我拍了下桌子，说，“还不交代？”
这一连串发问，显然让孙建国认定我们掌握了全部证据，他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了。
钱上的血迹的DNA做出来之前，孙建国就交代了他的全部罪行。
除了这两起案件，孙建国在两年前还做过一起案件，杀了一名卖淫女。根据孙建国的交代，侦查员找到了孙建国焚烧、掩埋物证的地方，找到了郑巧慧的外套和他的血衣、雨衣的残烬。至此，这起系列卖淫女被杀案胜利告破。
庆功宴上，我多喝了几杯，搭在林涛的肩膀上说：“看见没，法医比你们痕迹多了个资源，那就是信访案件。我们在信访案件中，也可以有所收获。若不是前天的信访案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突破这起案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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