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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军队人数不多，前后不过万人，但是装备齐全，兵种众多，骑兵，重步兵，火枪手，炮手，后勤，远近中机动都有，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地形。
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细柳将军李陶，和他一起的，还有一只从大都督府派出来的军官团，协助他进行当地的卫所军制改革，和土改不同，军队方面朱由校积累深厚，从北方九边的改制中，又锻炼出来一批有经验的军官，故而此次十万大军分散，就是进入各省，彻底把控地方军事。
当然，李陶还是西南五省的总指挥，负责肃清这次孔家之事带来的**。
三日后，他带着大军踏入了广东地界，在当地锦衣卫、东厂和天宫商号的引导下，他的路程十分顺利，粮草补给也不缺乏，就是长时间行军，大军有些疲惫。
“大家坚持住，在走几日就到了广州，等到了广州，犒劳三日。”训导部的军官站在坡地上，对着路过的士兵大声宣传着，随后还有人发起了歌，嘹亮的军歌响起，提振着士气。
而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阶段，广西、云南、四川、贵州，也都有着万人的野战精锐进驻，他们踏入各省的边界，在当地锦衣卫、东厂等组织的引导下，顺利的前往当地的省会。
至于羽林军的大队人马，则要早的多，最晚的也不过是前往湖广行省武昌的军队，当然，由于湖广地界广大，这里的军地多一些，一共一万二，其他河南、浙江、江西、福建就要少一些，只有七千人的样子。
至于其他一万人，被李捕鱼带去了东北，而这次坐镇羽林军的，则是参谋部的许文，以参谋长的职位，暂时接管军队，坐镇武昌，负责这次南五省的军事改革。
大明还是个封闭的时代，信息传递非常的慢，出来一只致力于建设的驿马院、锦衣卫、东厂等组织，其他的信息往来，不晓得多费事，都要专人跑来跑去，而野战军虽然战力彪悍，但是人数相对于一个行省来说，微不足道，故而他们进驻的消息，也只在小范围内流传，就算有人听了一耳朵，某某市来个支军队，也不会放在心上。
因此，由孔家之事引出来的野心家们，纷纷联络交流，打算趁着皇帝不在家，搞一波事情。
纵然前有南直隶叛乱，后有两大学士下狱的失败事件，但是，中国从来都不缺野心家，自从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便成了一件寻常事，往往落草之后，拉个几百上千人，就敢称宗作祖，封个皇帝的名号。
不像日不落帝国，没有印度的皇帝法统，连女皇都不敢称。
因此，当朱由校等到了李捕鱼，大军誓师出征，出了镇北关后，大明腹地，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反叛风潮。
最先起义的，反而不是一直损失惨重的江苏浙江，而是湖南湖北和在一起的湖广行省。
商人是最善于算计的，而走海经商时日越久，浙江那些士绅便越具有商人的精神和自觉，他们会投机读书人，以获取回报，他们会想方设法，偷税漏税，若是利益足够，他们也会讲祖国卖掉，但唯独不会做的，便是吃亏。
很显然，虽然浙江这些士绅麾下的土地都被分走了，但是土地上的桑田棉田还在，自己还能租回来，自己的地产、纺织工还在，自己还能将丝绸茶叶瓷器棉布卖出去，甚至来购买的人越来越多。
尽管这要交税，但总的算下来，相比于以前，他们并不会少赚多少，还因为秩序规范的原因，少**不少的心，也不用去接交海盗啊，讨好外地土著啊之类的，现在都是他们来自这里购买货物，而不是他们送上去。
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羊毛工业的发展，他们赚可能更多。
这样一番算计下来，他们傻了才去造反，至于哪一点土地，送给皇帝又如何，他们早就过了靠土地致富的阶段了。
尽管他们支持的读书人，乃至很多自己子弟，聚会时都要骂骂咧咧的说皇帝如何如何，税如何如何重，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态度而已，就和后世公知骂执政党一样，是一种风气，但真的要让他们去造反，去推翻皇帝，或者自己独立，这些商人是不敢的。
故而，尽管浙江读书人群情激奋，尽管帝国日报上报道十分令人心动，但是整个浙江，最大对抗手段也不过是些读书人集体罢课游行，只是这种游行，却连知府衙门都没有冲击，让人十分怀疑他们的决心。
不过，湖广这个地方却有些不同，随着浙江江苏朝着商品经济发展，大量的土地开始种植棉麻丧等，粮食出产不足，年年要从外地买粮，而最大的供粮地就是湖广，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可不是开玩笑的。
长沙甚至有了著名的米市，大量的粮食在这里交易，为地主们带来大量的银钱，而此次土改，受损最大的，便是他们这些大地主。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故而，最早的反叛从这里开始，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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