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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装抗倭之外，另一些人士企图透过外交途径恢复国家主权。申圭植在1912年成立同济社，与华兰国国大党保持密切联系，而李承晚则在白鹰国夏威夷建立高丽国民会，以白鹰国为中心展开外交活动。
高丽各地也不断发生袭击倭国官宪的事件，工人罢工运动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反映了高丽人民反抗倭国、追求独立的精神。正如后世高丽国历史学家李基白所说:“在倭国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断高涨，并渗透到高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个时刻，适逢国际风云突变，为蓄势待发的高丽人民带来了机会。
1916年11月，罗刹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纯粹的红色乌托邦主义政府，这对追求民族独立的高丽人民有相当大的影响。最开始吸引高丽人的并不是乌托邦主义和红色政权，而是布宁主张的打倒帝国主义及民族自决理论。
后来三一运动的活跃分子、高丽延禧专门学校学生金元璧等人，根据布宁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说道：“由于这次大战帝国主义将全败，世界将由民主主义治理……兹吾等所所希望的歌颂共和政治的日期不会太远了。”
留倭学生金范寿更是在演讲中说：“今后无论任何国家都要走罗刹国的道路。”
紧接着，白鹰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也提倡民族自决，对世界各地处于殖民统治的弱小民族有非常大的感召力。高丽也不例外地受到了极大鼓舞。
旅居海外的高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所谓“十四点原则”以及即将展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新大陆、罗刹国和华兰国等地的高丽人团体开展各种活动，争取参与巴黎和会或前往请愿。一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理论鼓舞起来的高丽的独立愿望很快表现为反倭运动的高涨，一场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不可避免的在高丽半岛爆发了。
1919年1月6日，高丽留学生在高丽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内集会，决定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向倭国政府和各国驻倭使节请愿，并起草了独立宣言，决定于2月8日行动，这就是《二八独立宣言》。
不过这些高丽青年的想法显然太过一厢情愿了，他们的集会很快就被赶来的倭国警察强制解散，许多学生领袖当即遭到逮捕。随后留倭高丽学生又举行几次集会，但都被倭国人破坏了
高丽国内的独立运动也在1918年底开始酝酿，原首都华城的青年学生利用辞旧迎新的机会，聚集在教堂或郊外讨论国际形势和恢复主权、争取独立的道路，甚至许多学生寒假都不回家，“滞留旅馆，密访同志，托以忘年会及迎新会，而叩其意，向吐其肝胆。”随着华城中学生间的串连越来越广泛，各校学生也趋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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