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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斗争策略的考虑，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我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
1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将中共七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其实所谓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一人独裁政治局面下，本没有什么约束力可言，但却是向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民主的唯一“旗帜”。
（二）
王世杰接到函件后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副主席：“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对此更是十分担心，从19日晚开始，反复通过电话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来暂行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周谈话。他明白告诉周说：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均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他也从未转交给蒋，“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对此，周副主席严词拒绝，指出：“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在请示延安后，周恩来副主席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党代表不能出席参政会。国共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三）
坚持十二条，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因为国民党局部地区仍有加强反共的趋势。当然，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即国共全面破裂开打；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介石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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