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收视率还好，报刊的发行量是最不能说的，那才叫有水分，跟统计局一样。
郎咸平：所以不要批评统计局，中国这么多杂志里哪个说实话。说发行量有20万份，实际上只有3万份。这个落差比我们GD还要大。
王牧笛：所以每回有平面媒体人来咱们节目聊天，我总是问一个问题：“你们杂志的发行量多大？”置若罔闻。
闫肖锋：中国有一个行话：到中国三样不能问。一个是贪官的收入，第二个是女人的年龄，第三个就是报刊的发行量。
郎咸平：今天已经不是统计局的问题了，平面媒体、整个国民的心态是把数字当成一个期望。
闫肖锋：我们跟统计局是一样的，把数据当成一个销售工具。
王牧笛：它不仅仅是统计方法、调查样本，更多的是背后的利益驱动和理念的问题。
闫肖锋：老百姓怎么去看数字，是正着看，还是反着看，还是把它打一个折来看，所以这是一门学问。
郎咸平：这样大概不会错，这是统计局的数字。像你们的话，发行量应该是除以4。
闫肖锋：你去大街上抽10个摊点数一数，然后再打个折，自己就能得出一个数字。老百姓说政府说的C太低了，一看这个肉价，昨天是8块钱，今天是10块钱，公布的15%肯定是不对的。
王牧笛：所以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可能比数据的理性认知更重要。
王牧笛：节目前几期有一个经典的判断：菜农比学者更理解中国真实的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体知，这比学理上根据数字的判断要准确得多。
闫肖锋：说起体知来，每次报夏季高温天气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明白。一说39度，实际上是40度或者41度。但是有规定一到40度，就可以不用上班了。因此大家就知道那么多39度都是怎么来的了。
王牧笛：最近一些统计指标，不是用那种冷冰冰的数据了，而是用这种比如说幸福感、满意度这些词。
郎咸平：问题是那个都是假的。
闫肖锋：哪个如果要是真的话，它一定是独立的第三方来做这样的调查。
郎咸平：中国就缺独立的第三方。比如房价问题，北京有学者带着他的学生根据北京的房企上地税局去交的税来重新换算房产价格。然后比如说经济，很多国外学者比如克鲁格曼以及他的同事们会根据中国的能源消耗量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他都会有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由于他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所以他们得出的数据可能是更周全更真实的。
闫肖锋：人大说了这么多年关于统计的问题，进步和有利的一面是对大家知情权有帮助。最关键的是一个信息的对称的问题。独立的第三方现在要浮出水面。
一些城市如深圳已经有一些民间智囊机构。它负责来审核政府的开支预算是否是有水分的，包括郎教授你这样的算是独立的第三方。
王牧笛：咱们也不要自我反思，美国的失业率不也低估吗？
郎咸平：美国的失业率严重低估。真正的失业率已经到了19%。
王牧笛：他们也会从选票、政治利益的考虑修改数据。所以这是世界共同的问题。
郎咸平：所以在美国失业之后不算失业，要过了几个月领取救济金之后，再过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才算失业。因此，美国现在公布的10%的失业人口都是半年以前的失业人口，最近这半年都没统计进去，如果加上去就不得了。所以他们也存在修改数据的问题。
闫肖锋：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GD是“生死时速”。一旦低于这个速度，这个定时炸弹就要爆炸。为什么会爆炸呢？如果GD要低于6%的话，很多人就没饭吃了，所以政府必须得搞工程，不断地搞工程。哪怕天天去修路，也要把就业机会制造出来，否则几千万人口、三四千万人口大街上晃着，没有事情做，是个很大的隐患。但是你太快了，这个车就越开越疯。所以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郎咸平：真的想解决就业问题，不是靠账面上的数字就行的，必须得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与其说是8%的GD增长，还不如说你能够创造出每年增长8%的就业机会还好一点。
王牧笛：但是按照我们统计的期望，到了2010年我们的失业率可能还是43%。曾经中国太不重视数字了，而今天我们又太重视数字了。这场媒体及两会的问责很及时，在以后的生活中它让我们丢开那些华丽的数字，还原我们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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