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这种炒短线，我们也没有听过，因为风险非常大，很容易被抓。因此美国的机构投资人一定要做基础研究，要做长期持有否则会被证监会抓。但是中国没有一个这么好的监管制度。
陶喜年：因为我2009年也报道过一个事情，三四月份深圳融通基金曝出“老鼠仓”。一个叫周蔷的账户，同时跟4只基金，出现在十大股东里面。很奇怪都是融通基金下面的，同时出现，这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你说1只2只是可以的，4只同时出现就有猫腻。很多人就在询问这个周蔷是谁？这个时候我又站出来了，因为证监会也没有给个说法呀。周蔷算是一个神秘人物，当时我就花精力去找呀。周蔷是谁？是男是女，花了一个月，找到了。是北京的一个1988年出生的人，一个女的，背后控制人应该是有个叫朱小民的人，是她父亲。
王牧笛：这个已经算定性为“老鼠仓”了，是吧？
陶喜年：这是2009年查处的，最典型的一个案子——“老鼠仓”，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后来不是下课了吗？叫张野，这个人我也是采访过的。
王牧笛：陶老师笔下这些众生相，你会看到其实这些所谓的最牛散户，超级散户都是中国特色，在美国很少有这种情况。
郎咸平：那不可能的。
王牧笛：巴菲特也是超级散户。他是从很少的钱炒到今天。但是他的长期持有，包括价值投资理念，中国股民好像没有，中国这些散户往往是炒短线。
陶喜年：炒短线。
王牧笛：几天就一个翻倍。
郎咸平：在美国这种炒短线，我们也没有听过，因为风险非常大，很容易被抓。像你刚刚讲的很多网友的评论，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它相对而言比较公平，为什么比较公平呢？因为它们证监会人数虽然是不多，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调查手法，比如说怎么查内幕交易。假设今天下午三点钟，公司公布了一个好消息，股价上涨，那么三点以前所有带动股价上涨的交易，全部是内幕交易。可能有几百件交易，都在三点钟以前拉抬的股价，对不对？全部算内幕交易，但是美国证监会就只抓一两个。它抓到之后你就很麻烦，它怎么调查你呢？绝对不像你一样，那么辛苦，又坐飞机，跑这儿跑那儿，他们从来不做。它把人叫过来，就问他，你要证明，买这个股票的时候，你不知道后天下午三点钟有这个消息出来。你把这个证明出来，自己来说明。你怎么证明呢？这个很难证明的，我举个例子：王牧笛，证明一下你上个礼拜看过电影。他可以证明我跟我的女朋友去看了电影，我跟我妈去看了电影。
王牧笛：拿电影票存根就好了。
郎咸平：但是王牧笛要证明，你上个礼拜没有看这一部电影，你怎么证明？你无法证明啊，你必须连睡觉，上厕所的时间，都找个证人陪着你，才能证明你没有看过电影。所以你证明不了，那你就有罪，就犯内幕交易罪。你所有的利润全部缴回之后，再根据你赚的利润，比如一百块吧，不但把一百块要缴回去，同时还要再罚一百块，还要坐牢，非常麻烦的。那问题就是让你证不出来，震慑你，让你下次不敢再犯同样的罪，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菲特没有问题。
比如说很多投行，包括巴菲特说，你证明在买的时候不知道后天下午三点钟的消息。你怎么证明？像巴菲特这种可以拿出，他刚好看了研究报告，说这个公司的股价是低估的，因此他就买了。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买呢？因为这个时候我刚好接到报告，我就买了。那么这就证明说，我跟后天下午三点钟的消息是无关的，因此我就无罪。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投资人，要做基础研究，因为只有做基础研究，才能够证明你买的时候是有根据的。那为什么做长期持有呢，你既然做了基础研究，是低估的，肯定要长期持有，它才能够反映价值，你不敢短期卖，所以基础研究等于是他的合法性的证明。
王牧笛：一个合法性的外衣。
郎咸平：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它的机构投资人，包括大户，一定要做基础研究，要做长期持有，否则就会被证监会抓。但是机构通常都是坏的，到中国香港它就不干这个事了，它干的是我们“最牛散户”、“老鼠仓”一样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这么好的监管制度。所以我们证监会说什么，要引入国外机构投资人。引入之后，就会学习他们做长期持有，做什么基础研究。你完全搞错了，他们根本就是一群坏人。他们在美国之所以要做长期持有、基础研究，就因为我刚刚讲过美国证监会这种有罪推定是非常可怕的，他只有这么做才不会被抓。所以你没有把这个灵魂看清楚，你把这些机构投资人引入中国的结果，他们就是大庄家，香港已经证明了是这样子。香港做得更坏，比如说坏到什么地步呢？比“最牛散户”坏多了，他们先宣布利好消息，A公司我们认为股价要涨，好，股价拉高，然后他开始卖空，为什么要卖空呢？那就是赌未来股价跌，卖空，股价达到最高的时候，突然一扎，他们赚一笔，因为他们卖空的结果就是靠股价跌来赚钱。那么就把中小股民都坑了，这要是在美国的话，那肯定是要坐牢的，在中国香港就没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这么好的监管制度。问题就在这，所以说这种现象是一个缺乏有效监管制度的必然结果。
王牧笛：在美国看来，就是只要你这个人一碰股票，就是有原罪的。除非你说明自己无罪，同时用严刑峻法对你进行限制。而这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区别。
所以教授这个逻辑也就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没有所谓的“最牛散户”，而中国“最牛散户”风生水起，这些超级散户有标本意义。但是像陶老师也具有标本意义，这个评论说，在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资本市场事件中，如果只依靠媒体、记者的调查，而成为公众接近真相的主流渠道，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监管制度极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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