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2009年上半年还下降了。
王牧笛：2009年前5个月对美轮胎出口额下降超过15%。
郎咸平：好，牧笛，我们在听证的时候有说过这个数据吗？没有。当美国说我们对它的轮胎工业有显著影响的时候，我们的贸易代表为什么不说这个数据，当时他们说了什么？有一句话很可笑：“在目前经济萧条和失业率攀升的情况下，如果提高中国轮胎的价格，只能使这些消费者推迟更换轮胎的时间，从而增加高速公路上的安全隐患。”这是我们当时的回答。我再讲一句话，我请问你，我们的轮胎有没有改变到美国的产业结构，17%的份额里面有多少是美国四大公司做的？一大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内资的轮胎企业根本没占什么市场份额。
王牧笛：而且即便有这点市场份额，其中的营销渠道都是美国人把控的。
郎咸平：对，也就是说我们只负责制造，所有产品设计、原料采购、批发零售的环节全部都在美国人的掌控下。因此对于中国这些轮胎制造企业而言，他们根本没有显著的影响力，所以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否决工会的提案。我告诉各位，美国敢跟你打这个“仗”，方方面面的后果它早就考虑清楚了。
司马南：没错。
郎咸平：中国轮胎都不出口，它也无所谓。我告诉你，美国四大轮胎公司除了固铂之外，全部在泰国、印尼等国有生产厂，这些出产橡胶的国家会卖更便宜的轮胎给美国，这点美国早就想好了。
司马南：所以说固铂的态度跟米其林它们不一样。
郎咸平：因为它就只在中国有工厂。
王牧笛：它在别的国家没有厂？
郎咸平：没有。
王牧笛：所以这件事情对它的打击是最大的，说到底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郎咸平：另外三家无所谓，搬到印尼、泰国去，反而更好。
王牧笛：但问题是你把这些产业搬到那边，你的就业还是上不来。
司马南：美国有个托马斯教授，他说：“美国借助轮胎特保措施，每保住一个就业岗位，就将会损失25个就业岗位，结果是美国将会损失25万个就业岗位，这其实对美国就业市场是雪上加霜。”这不是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说的，是美国教授的说法。
郎咸平：那我们的代表为什么不把这话拿出来说——“如果你不让中国的轮胎进口了，没关系，这四大公司把工厂转到印尼、泰国去，它们一样出口廉价的轮胎到美国，因此美国失业工人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今天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四大公司的问题。”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
司马南：换个角度，假如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说了，难道就不是嘴上抹石灰——白说？
郎咸平：不会的。
司马南：说了就有用吗？真的是个说法的问题吗？那么，假如郎教授您是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这件事情会有根本上的改变吗？
郎咸平：如果我去的话，我至少会把刚刚谈到的这几点跟他们讲清楚，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据理反驳，根据数据反驳，我不觉得我们还有别的招可以使。这是最后几招，有可能没用，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唯一的，如果太情绪化的话，你更会激怒美国老百姓、激怒美国工会。
王牧笛：这次游说过程中，中方还雇佣了大量的公关公司去游说美国的利益团体，包括媒体和其他相关的人。但是首先游说的过程可能就有一些问题，刚才说到不太注意谈判技巧；还有它选择游说的那些人，更多的还是那些美国轮胎的进口商，他们并不是真正能在奥巴马面前说上话的人。
郎咸平：我们游说的对象就是被美国列为我们的利益共同体的那些人，包括进口商、轮胎制造商等等，而没有想到我们的敌人是谁——是美国工会，这方面我们犯了一个大错，甚至把人家名字都搞错了，什么钢铁协会，你连敌人都没搞清楚，当然就不会去游说它了。
王牧笛：所以在整个中美特保案中，奥巴马其实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他经过了大概有一周时间，借用围棋的术语就是“长考”。
郎咸平：那算是很长的时间了。
王牧笛：他最终拍了板。
司马南：而且在比例上做了点微调。
郎咸平：表达了一点微小的善意，就是35%、30%和25%，差不多下降了10%。
司马南：我们的媒体反复讲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开了一个坏头，假如奥巴马批准的这件事情被其他国家引用的话，那接下来对中国来说将会非常的麻烦。
王牧笛：而且在T这个机制下，其他国家就可以直接援引这种制裁方式。
郎咸平：而且你无法上诉，为什么？你到T上诉又得两年，这期间它已经罚你两年了，你怎么办？
司马南：我看到一个数据，说2009年6月18日巴西反倾销税，就是对中国子午线轮胎的；2009年5月18日印度对中国发起了第五次特保调查；德国对中国太阳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
王牧笛：全都闻风而起。
司马南：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郎咸平：因此你想想看，你既不懂游戏规则，又不据理反驳，那你不败谁败？
王牧笛：这场漫长的利益博弈，或者说是角力结束了，谈判过程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事实，奥巴马已经拍了板，说要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现在中国商务部方面除了声讨、表达自己立场之外，可能还要实行很多反制的措施，包括现在中国很多激动的网民开始说，要对美国进行报复。这个话题——中国的反制措施——咱们留在下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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