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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笛：而且当年深圳这个“圆梦之城”，或者“筑梦之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90年代的“安子现象”，一个20多岁叫安子的女孩子。
阎肖锋：打工仔文学的代表。
王牧笛：她穿着妈妈做的花布衣裳，就跟她的表姐从广东的梅州来到了深圳，经过了若干年的打拼，1992年被评为深圳“十佳青年”，写文章、当董事长，她是从一个插件女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她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
阎肖锋：当时深圳的一个口号就是“从打工仔到董事长”，这是一句对当时很多人都很有吸引力的口号。
王牧笛：当时安子还说了一句话，说在深圳太活跃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太阳。这是当年深圳的一个景象。而且当时所有在深圳的打工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深圳你只要付出、只要努力，就一定有收获。
郎咸平：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阎肖锋：现在光是一个房价就能消灭多少个马化腾，对不对？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应该是在2003年的时候，凤凰卫视做了一个专题片叫《深圳爱人》。因为凤凰卫视也是从深圳起家的，那期的主持人是吴小莉，她就把深圳这个城市跟年轻人的关系比作是一种恋爱关系，这种恋爱关系在2003年的时候出现了破裂。但之前他们是非常好的互帮互助。
郎咸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话题。
阎肖锋：然后就是互相抛弃了。要么是我抛弃你，要么就是你抛弃我。很微妙。
郎咸平：因为2003年之后整个体制开始转型，开始和其他城市一样，没有它自己独特的追求了。
阎肖锋：“国进民退”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郎咸平：那个时候就是深圳持续下滑的开始。
王牧笛：所以媒体评论说当年是“黄金时代”，这段时间是“迷惘时代”，深圳开始迷失了。
郎咸平：这个“黄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按照你刚刚讲的这个话，就是当时的差异化，这个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由一种恋爱关系形成的。也就是说，用一个爱，一个对别人的关怀，让企业家、工人跟政府官员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对未来都有很多畅想。你政府不需要太多的干涉，四个衙门就可以了，然后推行得非常顺利。
王牧笛：当时大家去深圳的时候，那里满地荒凉，都是土坟堆，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建起来一个现代化城市。
郎咸平：对，可是到了2003年之后，这种恋爱关系被一刀斩断，之后，特区的优势就随风而去。
阎肖锋：郎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差异化，就是差异化竞争。我记得“混沌理论”里面讲过，就是当一个个体想不被它的母体同化的话，就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己足够强大；第二，坚持的时间足够久。你像梁湘、还有袁庚，包括这批知青，他们都是深受旧体制之害的人，有很强的反叛性，反弹很厉害的，所以他们那种冲劲能一直坚持，坚持到2003年、2004年。
王牧笛：包括之前来咱们节目聊天的禹国刚，禹老爷子，他是深交所创始人。他也是当时自己到广州迎宾馆参加日语考试，然后就被选拔到国外去考察证券市场，回来就成为领导干部了。
郎咸平：现在哪有这样子的呢，干部轮调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差别？都一样了。它这个差异化最后在体制面前瓦解了。
王牧笛：我们刚才说一个关键词，叫特区不特，人才只是其中一方面，现在“北上广”的人才可能不比当年的深圳差。还有金融，一直是开放的金融中心，这是深圳引以为自豪的。但是现在连重庆都能成为花旗银行的离岸金融中心。
郎咸平：人家都不来深圳了。富士康都跑了，它也不留在这边了。
王牧笛：所以深圳市委党校的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坦言，深圳不特，能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来，理论上讲，特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很快。结果最近这几年，天津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6%以上了，而深圳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还只是11%，单从这个方面来看，它也不够特了。我记得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也曾经公开表示说，深圳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明显受到四大因素制约，土地空间受限、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压力、环境承载力这四大难。
所以说，特区不特之后，前路堪忧。
阎肖锋：实际上我一开始并不是要来广州的，我是想去深圳的，没去成，可能就是我还不够有野心。对于深圳和广州，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深圳是一个疾走的青年，而广州是一个蹒跚的老者，就是说广州是一个体制内的老人，明显是追不上深圳的，但是这么几年下来，我发现深圳实际上跟广州差不多了，都有点蹒跚而行了。而且某种程度上讲，广州有时候可能还要比深圳走得快点。
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后悔没有去深圳，现在觉得去了以后也不过如此。我估计我这种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刚才说的所谓四大难题其实都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这种老人心态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郎咸平：而且这个老人心态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被体制所征服，才产生了老人心态。
深圳的希望：洛杉矶之路
洛杉矶跟我们现在的深圳一样，没有土地了。那没有土地，接下来如何开发、如何发展？现在的洛杉矶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利用空间发展专业市场，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国际化都市之路。而今天的深圳，如果当地政府的态度不改变，还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话，就不会有新的深圳。
王牧笛：其实30年对于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城市来讲，30年真的不算什么，相当于青春期还没有过。咱们可以做一个跨越太平洋式的联想，比如说美国洛杉矶跟旧金山，洛杉矶当时是制造业的一个重镇，后来开始华丽转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洛杉矶就是在超越旧金山的基础之上成为了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一个城市。
郎咸平：不过你要晓得，洛杉矶之所以能够成为洛杉矶是因为它的市长是民选的，经民选产生的市长跟整个社区是融合在一起的，社区好，他才能做得好，所以美国的问题就非常简单。表面上看起来，洛杉矶政府对于保护好莱坞文化不遗余力，甚至联合美国政府跟全世界各国打官司，包括跟中国，洛杉矶政府甚至帮助好莱坞取得了英国、拉美国家文化方面的垄断权，也就是说，政府出面保护它的文化产业。它为什么这么做呢？它为什么不去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为什么不去招商引资呢？它这种对文化产业的爱是怎么来的？就是透过一个民选的政府把大家捆绑在一起了，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大家捆绑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此外，洛杉矶跟我们现在的深圳一样，没有土地了。那没有土地，接下来如何开发、如何发展？但是现在的洛杉矶就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利用空间发展专业市场。他们有个时装区，横跨82条街区。你想想看，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面，要横跨82个街区，就拆迁这点，你晓得政府要动用多大的力量吗？可能要跟每一个业主去协调，那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洛杉矶为什么愿意做？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阎肖锋：华为“基本法”里面有一条，就是土地和森林总有一天会枯竭的，但是人大脑里面的土地和森林是不会枯竭的。洛杉矶就是开发了人大脑里面的森林和土地。
郎咸平：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这些做规划的人，包括他们的市长，跟洛杉矶的老百姓、企业家是一种恋爱关系，就像30年前的深圳。你知道吗？
王牧笛：用英文词来表示就是“cae”，操心。
郎咸平：对，他非常“cae”你。
阎肖锋：对，而且他就是一门心思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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