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陶非凡先生（和他接触的前国安部驻华盛顿站长）让我替他向你问好，我们很感激你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希望我和你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史密斯说：“不必客气，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我当然也很高兴能遇见你这么一位中国朋友。我知道你是安全部门的，我也是协助助理国务卿管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意见的人。当然和你们交流会有一些麻烦，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要不这样，我们去看节目吧。中国古老的昆曲艺术是很迷人的。”
史密斯说：“谢谢！不用了，我还有点事，我想我应该告辞了。”
史密斯走出了大使馆，上了自己的车。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的口袋里有一个小盘，访问密码是你女儿的生日。里面有一些我的建议。”
大年初三，我从大使馆离开，前一天下了一场雪，路上没有什么车辆。确认没有人跟踪以后，我开车去了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银行。我在自己租用的保险柜里放进了一些东西。半个小时后，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银行前，一个南美裔中年人进了银行，十分钟后离开了那里。我在原地等了十五分钟，确定没有哪个西装笔挺神情严肃的FB探员去银行里面问问题后，就离开了。来的人当然是史密斯，他从我指定的地点取走了我给他的一部华为智能手机，当然还有证明这部手机是他购买的收据。
我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这一点也被史密斯所认同。如今这个高科技互联网时代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放在我参军进入朝鲜作战的那个时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们的地下工作方式也呈现出这种变化。我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的同行们那样，在僻静的墙角里拿粉笔做记号，假装在公园里散步时碰见，把关系国家命运的微缩胶卷藏在树林深处。很多时候用一封加密的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息就能把情报传递出去了，当然前提是加密的密钥不能被泄露。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段在变化，我们的对手的监控手段也在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监听任何美国国内的电话，监控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子邮件。他们把所有需要注意的目标的声音信号和邮件D账户等信息记录下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处理受到他们监控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等等，不管目标人物用什么电话和电脑，不管是手机、住宅电话、公用电话、个人电脑、AD、笔记本电脑等等，只要出现和目标人物的声音及邮件D账户等个人信息相匹配的信息就会被定位处理。即使不是事先搜集到的目标人物的声音信号和个人信息，如果通话和电子邮件中出现了诸如“爆炸”、“机密”、“圣战”、“国家安全”之类的关键词，也会被记录和处理。
但是短消息是数字代码构成的，既不涉及使用者的声音信号，也不涉及邮件D账户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出现特定规律的字符组合（也就是那些关键字），就不会被跟踪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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