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和梅思平被问的一愣，彼此相互交换一眼后，梅思平咳嗽一声道：“这个嘛，我们并没有说要投降，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确实不及日本多矣，若只是一味的硬拼下去，不但我们本来就弱的自身实力会受到重创，仗打到最后，却仍免不了战败亡国，与其如此，何不如现在就同日本人虚与委蛇，暂时停战，休养生息以待机变。”
白飞冷笑道：“是呀，所以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要怎么样日本人才会罢手？别说你不知道，我猜你们同日本人接触过吧，应该知道一些内幕，不如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也好替你们参详参详？”
周梅二人一听这话，脸色立刻大变。
原来，自七七事变以来，汪兆铭深感抗战之艰辛，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于是便一直在政府内外号召同日方言和。这样的媚日投降言论，起初在政府内部还是颇有一些人与之苟同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上海南京徐州等地的对日大规模作战之后，先后破灭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狂言，以及多次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累次消灭日军达数十万，不但重树了我军民抗战必胜的民族信心，更加统一了抗战到底的民族阵线。
此时，汪兆铭虽然仍在推销他的“言和论”，但吃他这一套的已经不多了。出于对个人权利的欲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一直在积极地为汪兆铭四处奔走，此前，梅思平便是奉了周佛海的命令，前往香港同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试问日本人处心积虑侵略中国前后计划几十年，到了却什么也不要，会主动撤军？这样的说辞，说出去，连三岁小孩都不信。
此外，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兆铭为谈判对手，对此，周佛海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然而周佛海同日本人接触的有些事情，起先汪兆铭并不知道，不过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
另外还有一人，在汪精卫沦为汉奸的道路上，也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汪精卫性格优柔寡断，但他的老婆陈壁君却是个有主见的人，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1938年底，日本政府发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然而此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离开重庆出走越南，并发表艳电响应日本的近卫第三次声明，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蒋介石则对此怒斥：“（日本人）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还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就这样。汪精卫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直至最后身败名裂。在这其中，汪精卫个性优柔缺乏锲而不舍的韧劲，没有乐观精神和战略眼光，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但与其不断受到周梅等人的蛊惑，却也是分不开的。
因此周梅二人听到白飞一口道破他们同日本人秘密接触的事情，脸上顿时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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