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对斋藤说：“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绍增等人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间岛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人贼心不死，终是一块心病。如果国家陷于战乱，难保日人不蠢蠢欲动。
再说当时在东北的名义上归属清廷的武装，还有驻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辽南的左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东北的巡防营不比内地，他们大多兴起于日俄战争时期，此后又与蒙匪胡子长期作战，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这些人也有个特点，那就是本身皆为绿林出身，极善生存之道，属于有奶便是娘，谁腿粗就抱谁，哪边风硬就向哪边倒的类型。手机用户请访问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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