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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也并未因自己既有的经济地位而去积极维护现存的封建制度，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与幕府和诸藩同呼吸共命运”。
在幕末出现的“佐幕”与“尊王”、“开国”与“攘夷”等重大政治课题面前，作为握有强大货币资本的町人阶级，他们对上述的“政治课题”，虽然因地域差别，贫富差别以及当时的利益关系等缘故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但也表现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倾向。
对于町人阶级而言，“佐幕”与“尊王”问题首先是对幕藩统治的态度问题，而对幕藩统治态度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对士农工商身份制的态度问题。
在近世伦理思想史上。元禄时代曾有伊藤仁斋，井原西鹤、西川如见等代表町人对幕府的身份道德发起挑战。
享保改革后，町人学者石田梅岩提出了“四民职分平等论”，大阪怀德堂学派打出了“不论贵贱贫富，一律视为同辈”的平等精神旗帜。
化政时代(1803—1830)，以式亭三马、司马江汉等为代表的化政町人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
这些可说都反映了町人对幕府等级身份制的鲜明立场。
这种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不仅发展为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而且表现为鄙视甚至侮慢武士的行动。
《藤冈屋日记》记述了许多町人鄙视、侮慢武士的事件，有武士进店吃饭因计较饭菜量少而受讥笑的，有因买衣服要求减价而受侮慢的，有因听到炮声打颤而被町人嗤之以鼻的，还有因对町民无理施暴被打得半死的等等，说明“在町人中广泛流行鄙视施政阶级——武士的意识已成为幕末的一种时代特征”。
町人这种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诚然是基于武士经济的贫困化、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腐败以及町人经济、文化力量的增强产生的。
但其精神动力，无疑是来自于他们对等级身份制的反抗意识。
与这种轻蔑武士意识的扩展同步，幕末町人对幕藩统治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兴起髙潮。
町人反幕斗争，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武士町人化和农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阶级的成分与初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加之即便是原来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使町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层。
因此，在诸如“打毁”、“改世”(日文写作“世直”)等所谓“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统治的斗争中，由于当时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缘故，富裕的上层町人与贫穷的下层町人的态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时上层町人还成为被下层町人“打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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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与下层町人之间的矛盾，毕竟属于町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他们在“佐幕”还是“尊王”这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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