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总裁嗯了一声，这个李最应，他是知道的。
李最应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鲜纯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道光十三年（1833年，纯祖三十三年）被封为兴寅君。
翌年纯祖大王薨，李最应被纯元王后金氏任命为守陵官，守护纯祖的王陵3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李最应被任命为冬至正使兼谢恩正使，出使中国。
朝鲜哲宗年间，李最应主要在宗亲府担任闲职。当时安东金氏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李氏宗亲遭到空前的压迫，李最应与其弟兴宣君李昰应在那时十分落魄。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贞王后赵氏命李昰应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继王统，继承王位，兴寅君李最应才重新翻身。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应被任命为营建都监提调，负责景福宫重建事宜，后又历任扈卫大将、判义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职位。
当时兴寅君李最应的弟弟兴宣大院君摄政，但是大院君实行独裁政策，不允许任何人以裙带关系分享权力，因此李最应始终没能攀上高官。
而李最应的权力欲又非常强，他在大院君执政时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禄，被形容为“厨下饥狗”，大院君又一直不给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厌恶大院君，“与其弟大院君素不协”。
后来朝鲜王妃闵妃逐渐崛起，准备推翻大院君，李最应立刻投靠了闵妃，与骊兴闵氏外戚巨头闵升镐、闵谦镐过从甚密，并时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为闵家刺探情报。
最终，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闵妃借崔益铉弹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动高宗宣布“亲政”，赶走大院君，李最应和闵家人也不断怂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布“亲政”，大院君垮台。李最应也很快恢复了扈卫大将的官职。
后来李最应又协助闵妃肃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余党，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王世子，因此李最应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为左议政，成为了闵妃集团的核心人物。
到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十一月，兴寅君李最应被任命为领议政，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李最应也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来极少数几个以王室宗亲身份登上领相宝座的人物。
兴寅君李最应虽然善于夤缘，但才能着实平庸，他虽然名义上为领相，实际上却为闵奎镐、闵谦镐等闵姓外戚控制，自己毫无主见。
日本军舰进入江华岛、以追究“云扬号事件”为由强迫朝鲜缔约的事件。
此时朝鲜国内舆论沸腾，朝中也立即分化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两派，争论不休。李最应身为领议政，在议政府会议时却显得唯唯诺诺，优柔寡断，有人要求与日本一战，李最应说“唯”，有人要求主和，李最应又说“唯”，有人说先与日本一战，不胜则讲和，李最应还是说“唯”，因此李最应获得了“唯唯政丞”的绰号。
但是李最应最终还是秉承闵妃旨意，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条款，与之签订《江华条约》，这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实际上，李最应早就要求与日本修好，他对于当时与日本的“书契相持”问题（大院君时代拒绝接受日本明治政府带有“皇”、“敕”的字样的国书，导致朝日关系紧张）有这样的论述：“彼书中数个字，不过是渠国臣子自尊之称，于我乎何损之有哉？交邻文字之不有谦恭，其曲在于彼，而其妄又在于彼矣。积年相持，阻我怀绥之意则还涉自侮，亦缺诚信”，因此主张“原书契令该府使直为捧纳朝廷，其答其斥，明正处分，在我事体，恐为允当”，即接受日本国书。
而他在讨论会议上唯唯诺诺的行径不过是耍左右逢源、苟合取容的把戏罢了。此外，李最应文化水平也比较低下，科举由他他主考时，无法辨别文章的好坏，只能靠抽签来录取，因此没有学问的人听到他主考的消息时额手称庆。
就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做了领议政，自然让大院君更加愤怒。就在李最应被任命为领议政之后几日，他的宅邸就遭人纵火，事后查出“火贼”为大院君的亲信申哲均，也是去年在景福宫纵火和送炸弹炸死闵升镐一家的主谋。
因此兄弟二人的仇隙也就更深了。
“那个李最应我知道，完全没有头脑啊。”萌总裁笑道。
“皇上，这不正是他的优点吗？没有头脑，又有足以抗衡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和闵慈瑾的影响力，并且有一大批的朝鲜武士追随他，正好用他的力量，大幅削弱那二三十万人的大院君和闵慈瑾集团，到时候，华军要减除投靠华国的李最应，不是很轻松吗？”李鸿章得意的向萌总裁陈奏，不过，以李鸿章的城府，他的得意，不会显示在脸上。
萌总裁龙颜大悦，笑道：“老师既然都想好了，就全权去办便是，华国的外交，都交给老师。”
李鸿章见萌总裁这么说，激动的都恨不得跪下来拜谢，但是华国不兴跪拜礼了，只能再次深鞠躬，“是，我会多跟总裁秘书处商议的，那，皇上，我去见一见这个李最应吗？”
李鸿章本来是想请萌总裁亲自去见一下李最应，但是不敢提出这种请求。
萌总裁能读懂李鸿章的心思，笑道：“你全权负责就可以，我就不见他了，你是我的老师，地位和身份都足够，驾驭一个李最应，不成为难题。”
“是。”李鸿章退下，“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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