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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陛下说的是，我知道当时清朝的军队有两种：八旗和绿营。主体在绿营，而绿营兵力分散，没有编制，所以战斗力特弱。谁不知道用拳头打人而不是用手指头挠人呢？关键是清廷的拳头攥不起来啊！那为什么绿营如此分散呢？原因在于，自古以来的传统：军警不分。古代的警察寓于军队、行政、和审判机关。特别是军队有着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清军不是并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军队的分散性分布同时影响到了调兵速度。军队的军纪涣散，无明确退役制度，军队训练废弛，一片黑暗。所以，清廷的军队是无论如何也是打不过英军的。是不是，陛下？”卡特丽娜卡芙公主接着道。
“没错，清廷没有输在国力上，而是输在军队的建设上，这是很少见的，如果早点建立一支中央政法直接控制的新军，就不是这种结果了，当时如果后期的类似李鸿章淮军的精锐，不至于一下子就丢掉北京城。不过，清廷不敢这样做的。清廷为什么只能动员几万人参战？因为清朝的皇帝不是汉人，所以和大明朝相比，清廷要投入更多的兵来防止汉人造反。因此能调去打仗的兵也不多。清廷对付大小金川叛乱和云南叛乱时派去的兵都不多。还有就是清廷看待英国军队的心态，他们知道即便是输了，英国人也不会灭掉清廷，所以不会立即调用全国可用之兵的。英国人的船只比清朝的好，清朝的船只多是出海打渔的那种。英军有大船对清军意味着什么？就是无法立即得知对方的行踪，再加上英军火器比清军强得许多，战术也是，就算投入几十倍，胜算也不多。国土不接壤的国家发生战争，水军的主动性就变得非常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培养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的原因了。”
“嗯，这一点，很像是我们现在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我们虽然没有强大的海军，但是我们的陆军和日本人的陆军的差距，比当初侵略清国的英军和清军的差距还要大。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9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抵达广州海面，8月3日，道光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道光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8月9日英军抵达大沽口后从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英国6月到达广州，8月9日到达大沽口。对比清朝，8月3日北京收到广州情报。由此可知道，英国军队的机动速度仅仅比清朝使者的速度慢了几天。这就更不要说英军的机动速度比清朝军队的机动速度快了多少了。所以，几万人是当时战场上能集结到的军队。这并不代表清朝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只是由于无法及时赶到战场。当时清朝战略有误判。清朝认为英国目标是广州，所以部队在广州方向集结。而其他地方没有及时动员。清朝对英国战力估计不足。在军队武器变革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判断好方向。从而没有动员足够的力量。我们现在的信息联络比清廷发达的多，我们唯一的软肋就是海军和工业基础仍然很薄弱，国库空虚。”卡特丽娜卡芙公主道。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廷更弱，列强更强大了，所以，再被打一次，也是没有悬念的。”萌总裁点头道，想到华夏曾经的屈辱，微微的叹口气，同时也庆幸，自己重生的时候是在1870年这么一个相对和平，有利于清国发展的时期，否则的话，就算是让自己跑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去，自己也是毫无办法的。
况且当时还有太平天国，萌总裁最反感的就是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他下不了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
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中国。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
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
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
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
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等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
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
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
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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