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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一番话说得三人沉默不语，他们这些士人虽然从心中就瞧不起一心逐利的商人，但是也清楚没有商人沟通物资往来，交易物品互通有无，整个社会便会陷入瘫痪。且行朝这么多年大半财赋全是仰仗商税所得，即便清楚他们与蒙元勾结取利，在利益面前舍去了道义，但是也不能将他们从社会上尽数抹去。更不可能为了个义字让那些养家糊口的小商贩放弃生存。
“陛下肺腑之言，臣心中已然明了，但若不加惩治，终归无益于国。”文天祥好一会儿才言道，但神色已不似初时那样激愤了。
“呵呵，朕从未放言不追究那些误国的奸商，但是一定要有度，对那些勾结元廷甘做爪牙助敌搜刮民财，囤积居奇影响民生的不法商家定要严厉打击。而那些见利忘义，虽有小恶，却无大过的可略施惩戒，至于那些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与敌交易者则不必追究。”赵昺笑笑道。
“陛下教训的是，臣所为确实过了，请陛下降罪。”文天祥施礼道。
“文相所为牵连甚广，确实有过，但是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也无大错，只是要引以为戒。”赵昺抬手让其起身又言道，“此时形势已不比在琼州时，我们不仅要收复江南，还要治理江南，因而过去的政策要做出及时和适当的调整，当下以稳定人心，巩固政权为要。”
“臣记下了。”文天祥再施礼道，“陛下，如今江南已经沦陷十年，形势多有变化，阶级分化不清，还请陛下明示如何处置！”
“令各船以右舷炮轰击城上敌军！”此时战船已成功通过湖口进入长江，沿城西而行，赵昺没有着急回答文天祥的问题，而是下令开炮。
“遵命！”王猛接令立刻命各船立刻打开炮门，填装开花弹，瞄准城上开火。
“陛下，这又是为何？”刚刚小皇帝面对敌军和百姓的围攻禁止开火，当下脱离到射程之外，却又命令开炮，让他甚为不解。而随着弩炮的射击，开花弹在城头接连爆炸，毫无准备的敌军顷刻间便死伤惨重，而城楼也被接连命中燃起大火。在长堤上驻防的元兵纷纷被连发弩炮射出的箭矢命中，惨呼声不绝于耳，那些围观的百姓见状顷刻间也作鸟兽散，四处躲藏，再无一人敢上前挑战。
“文相，陛下此意是告知百姓，刚才的忍让非是怕了他们，只是因为我王师乃仁义之师，不想伤及无辜百姓才一再退让。另外便是警告那些愚民切勿助纣为虐，免得玉石俱焚。”这时谢枋得插言解释道。
“陛下行事皆含深意，臣真是愚钝！”文天祥略一思索便明白了，干笑两声道。
“非也，文相之事当局者迷罢了。”赵昺拿起水壶喝了气水又道，“我赵氏立国，重用士人，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事与愿违，其中有些人实在是令人痛心和失望……”
赵昺话音刚落，文天祥和其他两人脸上都露出尴尬之色，可赵昺并没有客气，而是直言不讳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正因为自宋初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的家法后，历代皇帝都厚待士人，也早就了历史上士人最为风光的时期，他们的动向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在江南沦陷的初时，因为恐慌未除，秩序未定，朝廷官员及士子、儒生散布于各处，混迹于民间，对时局采取观望的态度，当然也有忠贞之士回乡后募集兵勇继续反抗。
而从大形势上来说，此刻的元朝攻灭南宋的战争，在性质上与蒙古国时期的对外征伐已经有所不同，原始掠夺的色彩大大减少，基本已成为汉地政权之间的兼并、统一战争。因此，忽必烈在出兵前，就提出了不嗜杀江南的目标。
在战争中，元廷大量招降宋朝的武将和官员，利用他们继续征战，并安定地方的混乱局面。在宋廷投降后，元廷又下诏：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申台呈省以凭录用。将大量的降附官员付吏部使用，并采用换授的办法保留原职。
忽必烈对江南的统治颇具策略性，平宋数年之后，随着抗元势力的失败，江南地方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江南地方官员的人选也逐渐改变，通过任满或是告老将他们撤换。另外忽必烈除了从来到北方的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外，还通过求贤的方式，直接从江南选取人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规模颇为广泛的求贤活动。
但是在废帝北狩之后，一批随迁及征募的宋臣进入元廷形势发生了变化。留梦炎、王积翁等人皆是宋廷的高官，他们官拜尚书进入内阁。赵与票、程钜夫、赵孟頫、谢昌元、叶李等名士也进入翰林院，尤其是皇室后裔赵孟頫的应召让那些观望的士人心里发生了变化，一批投机士人又主动向其靠拢。导致“从政潮”迅速蔓延，就连一些名士大儒和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
但赵昺以为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士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而事实上沦陷区民间社会，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绝非铁板一块，留梦炎等人的被‘重用’加速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这些附敌的士人也知道如此做于道德有亏，更违背了圣人之言，便以自保之说希望得到同情式的理解。如此说法应该说很有市场，也常为那些降官所用，因为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勿要说在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了。许多人称虽然对旧朝一片忠心，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
当然坚守底线、保持气节的士人也不乏其人，向谢枋得、马廷鸾、王应麟等等许多士人，在流离失所，贫病交加之时，不得不靠变卖珍藏书画典籍、开馆授徒来维持生计，甚至被迫四处流浪的情况下，仍不为高薪所诱，断然拒绝‘入仕’。这种不为利惑、不屈服于淫威的血性儒士，当然值得称赞和重用。
在失节与守节这两极之间，更多的士人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主动投靠蒙元，也不置身世俗之外；既不抗拒元廷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江南平定后，各地州府逐步恢复官学，这些人应召担当教职和馆职，依然传播圣人之学。这些人虽不主动附敌，不过人格、操守还是应受到质疑的，当然仅凭此便断定该群体为失却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的灰色地带同样有失偏颇。
凡此种种，皆使忠奸和是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概言之，宋朝遗士在国家沦丧之时以能否固守气节和坚守民族大义为界发生了分化，但是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可能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这种多极格局表明，在此期间南方士人既没有结成众志成城的抗蒙阵线，也并非整体立场暖昧的灰色地带……
“陛下一席话，让臣茅塞顿开！”文天祥听罢言道，“臣前时所为确实过于鲁莽了，将他们一概而论，而未能善加利用，以致地方之上风声鹤唳，错失了为国选材的机会。”
“文相不要过于自责，江南沦陷已有十年，固有人尚能坚守节操，但蛇鼠两端之徒亦为数不少。战事紧张之时，难以一一甄别过也不能全在你。”赵昺见其认识到自己的失误，未免其过于自责，宽慰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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