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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地图上，往往会借助同一颜色标注不同的疆域，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同一种颜色标示为均匀统一的整体；然而赵昺到了这个时代才知道与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一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中。
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往往被称为夷地、畲地或是苗疆，这片区域一般泛指今天的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缴纳税赋，不服徭役，与政府为敌之意。
早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后，为了方便对远离咸阳的巴地进行管理，除了进行武力征服外，也通过允准巴人自治，并通过联姻，封爵加以笼络，但是收效甚微，俚人仍然时常反叛。因而，东汉及后继政权，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以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其地位。
汉高祖时为了加强朝廷对流入黔中的巴人后代的控制，将黔中划分为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后代各为一溪之长，地位相等，“高祖厌若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羁縻一词的来源，即出自于此。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羁縻政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专门下诏，把羁縻作为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州，以俗为治，区别于一般州县。“遐荒绝域，邢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此产生。
唐中叶降，在安史之乱和接二连三的朝廷党争中，帝国日趋衰微，藩镇割据一方。羁縻制下的少数民族头领，趁机扩张势力，互相攻伐，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当然，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五代，这些土皇帝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兵强马壮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数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宋崛起后，继承并完善了羁縻制度，除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政治地位外，对其中势力较大者，还予以加官进爵或赐予领土，使之成为北宋皇帝在该地区的代言人。羁縻制历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在西南地区形成特色，至元代演变为土司制度。
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不过仅仅能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并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既是包括孟获的南中地区南蛮，也包括夷陵之战时，响应刘备号召，在荆州南部威胁吴国的五溪蛮。
唐朝则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这些羁縻州府与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甚至像南诏一样，彻底脱离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极边」之地，轻易不干预其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贡赋、提供兵员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后，其欲乘势取云南，并献上地图。赵匡胤却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此后大宋历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这一战略，默认了大理国的独立，两国和平共处了三百年。其根由无外乎是担心蛮夷们叛附无常，从而牵扯到帝国的精力，干脆一弃了之。当然宋朝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羁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实施这一制度。
为征服梅山生蛮，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围设立数座营寨，屯驻重兵封锁梅山，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可直到神宗时，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在这里设立了新化、安化二县。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与西夏周旋几十年，也未能取胜，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损失了数十万大军。
作为后世来人，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居然是驿道。
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蒙元在夺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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