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政治中心型城市。这类城市大多是首都、副都，例如长安、洛阳、建康、开封、北京等等。不管什么情况下，要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首都是必须要攻下的。而这类城市面临攻击，或是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或是敌军远程奔袭采取斩首行动，当然进攻首都的意义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只为亡国的。
在靖康年间，女真人首次兵临汴梁城下就是如此，他们面对坚决抵挡并没有攻陷城池，但是勒索到了无数财物，且与北宋签订了城下之盟，而最大的意义则是摸清了宋军的战斗力，从而使他们下定了灭宋的决心，二次来的时候就攻陷城池，掳走了二帝，灭亡了北宋政权。
据赵昺所知的另一次相似的战役也是由女真人干的，在明末皇太极领兵冒险攻打北京。在他看来彼时八旗兵的军力并未强大到可以直接攻击北京的程度，反而是越边墙进攻畿辅山东更为经济划算，但皇太极仍然不顾被宁锦一线明军切断后路的风险，组织了一次对北京的奇袭。可这次作战的成果就是使得明崇祯帝杀死了清军的老对手袁崇焕，使得“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再如南北朝隋唐时的洛阳虽然并非一直是首都，但由于其传统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故而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西魏北周曾经组织过五次对洛阳的惨烈进攻，只有一次得手；隋杨玄感之乱、瓦岗军李密攻王世充、唐太宗围攻王世充、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均是进攻洛阳。
虽然洛阳只是副都，但一则洛阳占了就近控制中原的地利，二则随着经济中心的东移，洛阳的政治地位逐渐与长安平分秋色。所以洛阳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原局面的好坏，故而战争一起，洛阳都迅速成为进攻的焦点。
再就是战役指挥中心型城市。受限于古代通信和交通条件的低下，中央对广大的疆域的控制，主要依靠各地的行政中心。如果战争爆发，这些行政中心也立即转化为区域性的作战指挥中心。这类城市以太原、河间、中山、济南、寿阳、荆州等为代表，而赵昺对寿州一直垂涎不已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类城市虽然大多处在地势平坦、交通发达的平原之地，可以很方便地绕过去不打，但发动攻击的一方出于摧毁敌军指挥中枢的目的，绝不会轻易放过，即使城防设施极其坚固，也要不惜代价地拿下来。北朝时，北魏苦攻后燕之中山，西魏灭梁先打荆州江陵，北周杨忠千里奇袭北齐晋阳，金军围攻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明朱棣靖难之役围攻德州、济南一线，都是出于此理。
但用兵形势并非一成不变，当出现更高价值的攻击目标时，这类城市也会迅速被弃诸不顾。靖难之役，铁铉坚守济南，朱棣屡次进攻不克。后来经人提醒，发现一城一地的进攻方法不能取胜，便转换了战略，弃德州、济南等大城市于不顾，沿运河南下直取南京，以擒贼擒王的策略击败建文帝，而后反过头来解决济南问题。这是战略战役形势转换所必须采取的策略，但济南本身的地域性指挥中心的价值是不变的。
另外就是交通孔道型城市。所谓交通孔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陆地上的交通孔道，一类是水路上的交通要津，这类城池要么凭高据险，要么逼水为城，是货真价实的易守难攻的城池。就如一座襄阳城就让蒙元数次铩羽而归，使大宋得以残喘几十年。
但一座城能控制的交通道路非常有限，顶多几十里。就算周边路难走，绕远一些，彻底躲开它不行吗？以赵昺来看有时候真的不行。
在这个缺乏运载工具的时代军队进行征战，尤其是以步军为主力的中原军队主要靠士兵徒步行进，而长途跋涉对士兵的体力影响非常大。更可怕的是，长途转进会极大消耗后勤物资。而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往往系于后勤保障和士兵的体力。要避开孔道上的坚城，就意味着绕远道，这必然会大大毁伤部队的战斗力。
同时，守城方占据地利，既可以尾随追击，亦可以守险断后，对客军都会造成极大的杀伤。所以，对待这种坚城的策略就是，如果不想打，就在战争发动之前选择别的进攻方向。而一旦接上仗，要么死命攻下来，要么原路退回。
所以要长久地解决交通孔道问题，就必须彻底拿下这类城池据为己有，就如赵昺不惜亲征鄂州，将这个控制长江和汉江入口这个要点拿下，及与当下在沿江主要渡口都部署重兵把守同理，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付出的代价与后来的战略利益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
此外必须攻打的则是‘门户’型城市。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来，由于大山大川的阻隔与分割，中国大致分为中原、关中、河北、河东、汉中、蜀中、两淮、江东、荆襄、辽东、陇右等战略性区块。一些战略区块便因此据有一两个遮障型的城池。
这类城池，或位于大山之口，或位于大川之要津，左右皆是险路，以一城左右控遏，就像一面盾牌一样，为后方的大片区域提供强大的屏护作用。而我们经常说的所谓“门户”，也就是这个意思。而当下赵昺意图通过散布谣言搅乱蒙元，其实也就与他要发起的攻取川蜀门户重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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