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的军训源于西周，那时学校就安排有军训课程。当时公办校分为国学和乡学，设有小学和大学两级，没有“中学”。大学标准的课程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是古代学生军训的内容。教官是从部队上请来的，授课时一点儿也不含糊，学生如果偷懒，必定被罚。所以，西周的大学军训是国家倡导，且予以保障的，而“射”和“御”便是大学生必修的军训课。
“射”就是射箭，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狩猎、打仗都少不了，射箭具有中远距离杀伤力，是诸侯纷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所以非常受重视习射。西周时候，男孩长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学射、御”，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习射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便是文人也不会降低标准，五项射技，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
射箭考核极其严格，而非是走过场，比赛的同时还要考查射手的修养，比如懂不懂礼让，守不守规则，尊不尊重对手等等。射箭以作为一件带有浓厚礼仪色彩的事情，深入到生活之中，并形成隆重的“射礼”，且天子通过射箭来选用诸侯、卿大夫、士等。优者可以参加祭祀，受到晋爵、增加封地的奖赏；劣者不能参加祭祀，还要受到责备和削减封地的处罚。可见，那个时候教授和考核射艺已经相当规范。
“御”就是驾驶兵车，战车是古代重要的作战工具，在战争年代，一个人驾战技术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御”自然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一个学生连驾车都不会，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学生。
御车也有五项技术，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鸣和鸾，要求车辆起步平稳。逐水曲，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时，既快又稳，避免翻车。过君表，要求在驾车途中避开障碍物，迅速安全通过。舞交衢，要求遇到车多拥挤时，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逐禽左，在驾车出猎时，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利于射获。
到了诸侯纷争的战国，“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各国更加重视军事人才教育和训练，军训成为官办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就连孔子的私学也很重视军训，曾言“射御足力则贤”，他把军事技能优劣，视为一个人贤能与否的标志，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陛下切勿冲动，从秦之后六艺中的射、御便已逐渐废黜，至我朝已经无人提及，骤然恢复自然有些士子难以适应。而朱子之言亦是应时之说，陛下若是以一言而否之，只怕会引发激变，还是要慎重为之！”陈则翁见小皇帝一脸愠怒，便感到不妙，当下朱子的理学在士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崇尚理学。且他知道陛下提倡学以致用，与理学学说多有冲突，在科举前就有改变之心，因为唯恐陛下一怒之下做出废黜理学的决定。
“瑞洲先生所言不假，但是事情总要因时而变，如今国家危在旦夕，正是奋起反抗，消灭暴元之时。可若是仍抱残守缺，忘记了根本，却不知奋起，只能重蹈亡国的覆辙。”赵昺反驳道，“朱子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以致士子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不过赵昺也知陈则翁所言不假，军训制度在历代皆有变化。秦统一六国之后，学校对军训就不那么受重视了，这与秦汉时的国家政策有很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收天下之兵器，铸成金人，禁止民间习武，“以弱黔首之民”。同时，取缔民间办学，要读书只能入官学，而官学内容以明法令通吏制为主，军训较之战国大为减弱。
汉朝的统治思想也是从“马上得天下”向“不可马上治天下”转变，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儒术”后，“表彰六艺”，这个新六艺不同于旧六艺，略去了旧六艺中的“射、御”等军事训练内容，强调经学为主，废除了习武骑射。
而入唐之后，尚武之风再起。少数游牧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为华夏农耕文明带来了强劲的刚健之风，而唐朝前期府兵制的盛行，武举制的开创，则进一步孕育了唐帝国全民尚武的国风，玄宗时期募兵制的实行，边地幕府潘镇的大量设置，以及唐王朝积极的拓边政策和对外战争无不助长了尚武风气的流行。
至唐中后期，文人士子们更热衷于科举仕进，但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仍使得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尚武风气，终唐一代，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唐时士大夫阶层喜欢打马球，玩蹴鞠，这其实也是军训练兵的项目，到宋朝才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
宋代风俗与唐代大不同，太祖的扬文抑武的国策，加上士大夫阶层的主张，武将地位被士子全面超越。无论是民间的书院，还是官学都将参加军训视为无益之事，禁止学生参加。学校以科考为指挥棒，一切以中举为导向，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军训自然废止，尚武之风顿时偃息，而朱熹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臣以为当下形势已大有改观，一些有识之士业已意识到废武之害，尤其是陛下实施文武并重之策，且身体力行崇尚武功，今年一些士子纷纷投军，前来武学应试者也比往年多了数倍，可见尚武之风渐行。所以臣以为不可强行推进，应潜移默化加以引导，以免适得其反！”陈则翁见小皇帝面色稍缓，却不敢松口气，再行劝导道。
“嗯，朕是有些心急，时风如此也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必要时也要强力推行，否则以羸弱之民风如何对抗蒙元虎狼之兵。”赵昺言道，他也意识到士人厌武也与当权者及治国之策有关。
明、清两朝开国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自然重视学校军事教育，朱元璋力图在学校恢复孔子的“六艺”。他在洪武三年批示，要求国子学和县学学生都要习射，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射”、“骑”科目，有了考试的引导和政府对器械的投入，便有利的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发展。
清承明制，学校也开设骑射课，甚至文科考试亦先试骑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则不能参加文科考试，风气所及，学校军训热情大为高涨，一些学校除了开设射骑射课，还开设武术、举重等必修课，致力于培养文武双全之才。但是武功之事还是不敌科举八股，渐渐军训徒具形式。
所以赵昺也意识到若想做出改变，领导重视是前提，而如果要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军训内容也要真材实料，致力于经世致用。但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形式，或是利用严苛的管理，整齐划一的动作训练，以培养学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并无有用的内容，反而偏离了军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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