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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恺一句‘锦囊妙计’玩笑话，却在赵昺心中引发了一串涟漪，让他陷入沉思。先说这‘锦囊’以自己所知在古代指挥作战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并非诸葛亮所独创，起码其同时代的曹操就用过。其时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张鲁时，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写着“贼至乃发”。于是守将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结果里面写到“孙权至，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众将依照行事，真的大败孙权。
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而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以赵昺来看，却未必。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东西魏河桥之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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