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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其实对于皇帝的提议和问题有些措手不及，一时间也来不及做出得体的应答，让君臣之间的问对时常出现冷场。他知道这也许会让陛下对自己的学识产生误解，但依然不敢‘妄言’，因为为官多年当然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一旦应对失度，让陛下产生误解和错判，产生恶果不仅会毁了自己，也会误国误君。
赵昺对此并没有多想，老臣谨慎持重，在自己态度不明的情况下，自然会慎言。而现下自己已经发出了足够的信号，也应该给其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他没有迫不及待的追问下去，而是以自己困乏为名结束了谈话，并邀其明日再谈。
赵昺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辙，但也明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当下的局面，寻求新的平衡。而如何在保证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的情况下，平稳的进行权力过渡，并把动荡把握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极其考验他和一班重臣智慧的时候了。
要想做事，赵昺当然知道凭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必须依靠手下的臣僚和官员。而这就涉及到调整班子和机构的设置，而他就要系统的对官制进行改革，而如何布局，增加哪些部门，裁撤哪些部门，部门职能如何设置，当下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赵昺考虑恢复的三省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在加强中央集权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并非就十分完美，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
唐初确立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事权分立，往往产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权的中书省和掌握政令审核的门下省不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有鉴于此，唐太宗遂决定三高官官合署办公，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最早设置于门下省，后迁往中书省。其后，由皇帝指定人员入政事堂议事。
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国家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转折，行政使职大量出现。在不断派遣使职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不同的、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
使职的出现和原有的行政部门使职化，势必与原来由尚书六部统领寺监和州县的行政体制发生冲突。而且使职因为有皇帝的特别授权，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可以跨越尚书六部，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负责，这又进一步引起宰相制度和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
最为显著的后果是：由于中央使职行政体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对地方政务的领导权，中枢体制中三省制受到冲击，三省制逐渐向三省合一制发展。玄宗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的标志。
建立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行政体制依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使职差遣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很普遍，但安史之乱给唐帝国带来的一场全国性战争，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促成系统的使职体系初步形成。尽管代宗和德宗初期有过恢复三省制的改革，但都未能坚持。到贞元时期全国政务汇总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作为行政枢纽的地位终于巩固下来。
逐渐形成一种中书门下共同会议决定办事，这种从上而下的公文路径，所用的时间很短，以防止来回封驳，提高了行政效率。从而实际上来说，形成以三省官为政务官，六部为事务官的制度，并奠定了五代及两宋宰相制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对于宋朝的官制，以赵昺当皇帝的感受就是纷乱复杂，以致让他初期都摸不清门路，不知道手下的官员是做什么的。而这其实也怨不得他，在太祖开国时，宋朝不仅继承了旧朝的体制和大量官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官名及办事机构，让人是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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