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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不如行动,赵昺捋清了脉络,准备下手开始设计未来的政治格局。他是搞船舶设计出身,而多年培养的成的思维习惯也不由自主的带进了对政体的设计思路,其实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同。从大里讲,万物归一,道理想通;从微观世界将,任何物质都是有最基本的原子堆砌而成。
以此推理,赵昺以为船舶无外乎由船体、动力系统、操作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然后在通过用途的不同而进行细分,从而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船舶,进而选择适合的船体、动力系统和操作系统,添加不同的模块,建造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船只。
如果将当前的国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图纸的船,作为承载整个体制的‘船体’就是国家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赵昺没有选择,只能是封建帝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至于国家的动力系统,他认为当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再说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会物质和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系统,自然就是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
当下船体有了,发动机也有了。虽然这台发动机已经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导致动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强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于操作系统,虽然船长的目标明确,但是船员们表现不一,有的干劲十足,有的慵懒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偷偷挂倒挡。
现在赵昺就是船长,领一帮素质不一的水手行驶在可覆舟也能载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让这艘大船平稳的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乘风破浪,克服重重困难,直到到达幸福的彼岸。而要让船能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对操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赵昺继承这艘船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当了十多年的修补匠,终于将让这艘船已经能够勉强航行。而这帮水手们却因为前几任船长疏于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变得散漫又固执,养了一身臭毛病。
这份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们创造的‘宋学’,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这不仅是学术思潮,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昺也当然明白世界上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大宋朝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说明宋学也非是一无是处。
首先在宋朝已经诞生了平等的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但是作为统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见了,那些士大夫们已经‘猖狂’到要抢班夺权的地步了,总是琢磨要架空自己,当然不能让他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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