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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惟贤作为曾经世侯的子弟，十分怀念父祖时‘美好’的生活……
蒙古侵入中原初期，汉人世侯依附在蒙古朝廷，必须向蒙古汗帐尽七项义务，分别是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设置达鲁花赤、入觐，若不遵循将遭到毁灭打击。当然，他们在辖区内有着军、民、财及司法等权力。
蒙古征战东亚这一大块疆域，降蒙汉人出力甚大，这就是涉及到的“助军”义务。蒙古攻掠和灭亡金朝，降蒙汉人组成组织出一支大军随从征伐，作用很大。尤其是一些特别难以攻陷的城寨，主要依赖汉军；蒙古兵善骑射野战，不擅攻坚战。
在蒙古的征伐战争中，虽然世侯们出兵出钱，甚至有子弟在征战中阵亡，但是也换来了好日子。在征战之余，汉人世侯不单履行助军义务，并且在辖区内劝课农桑、安抚流民、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在战乱震荡的年代维护着蒙古汉地的稳定。
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汉人世侯力图保持中原传统的农业生产，除原有一批亦兵亦农的依附人口。在形成势力范围后，他们又进一步招集战乱中的流散人口，分给土地、房屋、耕牛和农具，恢境内的农业生产。他们修仓积谷，甚至用武力来保护收获。但同时，依附于世侯的劳动人口必须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劳役。
在各地征战中，汉人世侯还在蒙古游牧贵族的影响下把许多战争中的俘虏和掳掠到的人口用作驱奴。世侯占有的驱奴往往多到几百几千，用以应付蒙古统治者的兵役和差役，平时也用以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身份地位比一般农民更低，没有任人身自由。但是在役使一段时间以后，世侯也就把他们“遗放为良”，转化为一般的依附人口。
为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有效的进行统制，世侯们纷纷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在金衰蒙兴的过程中，残留的金源士大夫除少数退隐于穷乡僻壤外，相当多的人陆续投身于世侯幕下，成为世侯幕僚。世侯依靠这些幕僚治理地方，开学养士。他们聚在一起，尊崇和扶植儒学，讲究经史，推明治道。
保存在世侯幕府中的“秀民贤才”后来一个个进入忽必烈的王邸，为忽必烈建立元朝立下了重大的事功。他们所培养的新的儒士，不少人后来也成了元廷的职官。他们协助蒙古人推行汉法，建国立志，当然也依然与从前的恩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朝廷和地方相互呼应，形成利益集团。
但正所谓盛极而衰，鸟尽弓藏。贺惟贤记的自己尚是懵懂的幼年，家中突然散尽了奴仆，父叔们则如丧考妣从家中析户迁出，他也随父亲离开世居的中原，前往苦寒的北地深处赴职。而少年时又接受征召，回到大都入怯薛军服役，再没有回过家。
贺惟贤彼时尚不明白为何如此，但是入朝多年后也渐渐明白作为蒙古汗廷间接统治中原地区的工具，汉人世侯在金末元初之际对于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作为割据一方的世侯，随着大蒙古国的统治渐趋深入，化人世侯与投下封君乃至汗庭的矛盾也就日渐凸显出来。
当初由于战争的需要及蒙古人不能确定在接受非蒙古人作为完全可信赖的士兵和将领时究竟能走多远，也担心地方割据名正言顺地壮大，势必形成尾大不掉、威胁中央之势在文官范围内，汉人官员们能够担负起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是他们未被吸收进参与决策的高层官员圈子之内。
至于将汉人融入军队，即使是作为低级官员和士兵，也还是一个尤为敏感的问题。蒙古人不愿意在汉人当中建立任何可能背离军事传统的军事力量，背离军事传统显然有损于蒙古人的优先权。且蒙古世行的投下封君与汉人世侯政策矛盾愈发尖锐。
仅以纳税为例，窝阔台汗未年曾进行户数清查，其目的是为了将各地隐匿的户口进行编户造册，从而为接下来的丙申分封做准备，更是为了确定中原地区的税制内容。在此情况下汉人世侯不得不将隐匿的人口进行释放，汉人世侯虽遵旨纷纷释放奴仆，但是仍有隐匿人口、少报户数的现象发生。
大蒙古国的税制规定，部民不仅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同时在封邑内的民户还需要交纳五户丝。汉人世侯隐匿人口的行为，使得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蒙受损失。再加上汉人世侯享有“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的权力，投下封君与汉人世侯之间存在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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