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宋晚期，蜀地才基本形成成都、嘉定、保宁、重庆、遵义和汉中六城格局。成都是川西丘陵中的平原中心，嘉定是滇蜀的通道和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的交汇枢纽，保宁是川北山地和嘉陵江航运的中心，重庆是长江和嘉陵江航运交汇的枢纽。
在西北方向，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在东南方向，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构成了西北与西南、中南地区的交通线，汉中恰逢位于江南—武昌—汉水和广州—重庆一嘉陵江交通线的末梢。
在东部两侧水量丰沛的支流组成山区的毛细血管，汉中可以通过汉水与兴安、郧阳、襄阳、德安和鄂州保持沟通；在南部，经历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改造，从略阳到重庆的水道一直保持着贯通。江钲提出的自汉水溯流而上袭取汉中的战役构想也正是基于此，而又曾有秦国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成功战例在先……
战争终究不是儿戏，在几经斟酌后赵昺原则性同意了江钲的构想，而后召开廷议商讨得到了诸相的支持，定下了分步走的方案。
首先对于‘阆中事件’，己方要发布严厉的谴责，遣使向蒙元问罪，尤其是要狮子大张口，把价码开得高高的。要求一定要处死制造冲突的首恶，追究协同者的责任，并对伤亡者做出巨额赔偿。而目的就是与蒙元方面扯皮，为军事准备争取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在蒙元方面谈判的同时，命刘师勇调集军队，做出强攻阆中的姿态。一方面是吸引汉中方面的敌驻军向阆中增援；另一方面也是为下来的实战做准备；与此同时，令襄樊镇抚使田忠动用各种力量对谷城汉江上游航道展开侦察，查明江水的流量，可否通行战船及沿江敌军的兵力部署和江防力量，并秘密对部队展开动员和战前训练。
与此同时，赵昺又下令命屯驻于建康、江州和鄂州的长江内河水军，以护送军用物资为名向襄阳移动，做好从水路经攻汉中的军事和物资的准备。老将刘洙请命统领水军，赵昺知道其因为在北伐之战中，水军一直用于运兵和牵制、骚扰敌军，没有取得大的战果而耿耿于怀，想借此为水军争取建功的机会。
对于刘洙的这种心情，也可以说是水军方面的求战心切，赵昺很是理解。从前为了保卫琼州，朝廷一直是将发展水军作为首要任务，但是随着蒙元水军被歼灭，而战争也转向对陆地的争夺，步军成为优先发展的对象。这让水军诸将不免担心自己地位下降，进而成为步军的附庸，所以急需一场水战上的胜利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其实水军将领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赵昺清楚当前随着对蒙战争向内陆深入，水军的作用是在下降。但是他志在大洋之上，而非是周边的近海。因此在水军发展方面的投入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每年在研制新型远海战船的费用都是以百万贯计的。不过他们暂时看不到那么远，而是担心眼前在战争中的缺位。
赵昺清楚此战说不上是一场大战，而且是在蒙元水军势衰到极点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水战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但是水军的任务同样很重，他们不仅要承担运兵和输送物资的任务，还要担任打通水路和协助步军攻城的任务。
这也就需要一位作战经验丰富，协调能力强，且精通水步两军协同作战的将领担任指挥。而刘洙担任水军都统已经十数载，水战自然不在话下。且其也经历过协助步军攻广州、战泉州及进入江南后的数次水陆大战，加之其在军中的资历，又是川蜀方面统帅刘师勇的老上司，确是担任此战指挥的恰当人选，于是准其所请。
计议已定，仍然是舆论先行，《帝国日报》首先披露了‘阆中事件’加了料的真相，随之京师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对蒙元开战，再度展开北伐。而朝中几位重臣也在各种场合表示对于蒙元方面的挑衅行为不能容忍，一定要让其付出代价。
而随之朝廷派出以礼部右侍郎为首的使团前往大都，对蒙元进行问罪。接着枢密院佥事韩振以检查边防战备为名，高调得北上应天府，而就在其离京的同时一只官船悄然驶入运河，没有人知道舱中坐的却是携带帅印的刘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