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赵昺在促进农业复苏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工商业，并利用科技手段加以促进。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赵昺利用资本的力量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虽不敢说已经让大宋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但起码已经埋下了种子。
但是蒙元还在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争论不休，将整个上层社会卷入其中，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而真金上台后，试图实施全面汉化，可他的支持者和主要幕僚皆是那些所谓的传统清流儒者，面对不断变革中的大宋，其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对大宋做出理性的判断，导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频频失误。
赵昺以为排出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后，蒙元方面不论是真金、伯颜、李谦、安童及桑哥都是主战的。在失去了江南后，不论是从财政上考量，还是军事上的失败及国家的利益上，蒙元上下都以为这是莫大的耻辱。而其中当然也有明白人，伯颜就知道以现在的能力根本打不过，但是顶不住所有人都主战，而不得不打。
传统的清流儒臣们，他们仰慕的是先朝大贤们，秉承着‘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的思想。而他们往往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所以两派即使有分歧和争斗，在主张上其实是统一的。
不过想法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蒙元方面其实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和科技上不断进步的新宋，而非从前那个羸弱的瘸腿残宋。而今伯颜和李谦都成为战败的牺牲品，蒙元的政治方向是转身后退，还是继续前行都是未知数。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旧时士大夫已无法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主角地位，他们已然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前浪被拍在沙滩上，而后浪也不容小觑。赵昺一直觉得在旧体制中训练出来的政治精英，于新学问新知识了解得比较差，但在识人待物方面，还真是有一番门道。据闻李谦临行前举荐李思衍入中书，真金答应了。而双方一见面，本来还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挡坚船利炮的真金，就被其一套韬光养晦，它日再起的言论给镇住了，当下委其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李思衍其人进入赵昺的视线，是在其作为使臣来宋和议。以他所知，以四川换南阳和开封的计划正是出自其手，以割地尽快结束双方的战争。此次阆中事件也正是其来善后的，当然此次他不在是个跑腿儿的，而是以蒙元大汗全权特使的身份主持善后事宜的。
而这次李思衍来宋，首先为汪氏挑衅引发双方大战，破坏和议的行为，承认是己方的错误。但转而就对大宋囚禁铁穆耳和跨界‘刺杀’伯颜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要求大宋做出解释和赔偿，并处置责任人，给蒙元方面一个交待。
这明显是倒打一耙和无理搅三分的行为，但是赵昺以为李思衍看似愚蠢的行为其实很聪明。铁穆耳本来就是作为蒙元履行和议的人质留在临安的，他们首先破坏协议，拒绝交出西川，袭击大宋军队，囚禁其是理所当然的行为。至于伯颜被杀本来就是无头案，而指证是大宋所为更是无稽之谈，无凭无据的就凭张嘴。
但是李思衍以此为由当众提出来，那就有了另一层意思。他承认事件起因罪在于己，但是你们随后囚禁了我们的皇子，并刺杀了朝廷重臣，那就是你们的错了。如此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在其后的谈判中与大宋处于平等的地位了，既然大家都有错，那就有的商量了。
随后的谈判中，李思衍果然据此力争，提出蒙元让出汉中作为双方交易的榷场，并敦促汪氏退出西川，对大宋对其造成的经济和军队的损失不再追究。而大宋也不得以此为由占据均州等汉江北岸的州县，并追究铁穆耳擅自逃回蒙元的责任。
这个协议谁都看得出对蒙元来说是口惠而实亏，不过却‘迫使’大宋不得不承认了刺杀伯颜，而汉中在名义上还是蒙元的，只是作为榷场让大宋管理而已。但是大宋方面怎么肯背这个锅，惹得众人皆骂其为国贼，汉奸，请求赵昺将其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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