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对其敬佩之余，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董煟其实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以致得罪了整个官场，而其制定的措施一旦认真执行，并严加落实，等于断了许多人的财路，侵害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
在文中，董煟揭露与抨击朝廷荒政的若干弊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评荒政弊端多达四十余处，二十余种之多，如郡县官吏专事催办财赋而讳言灾伤；州县之官有压制百姓不准报灾的，勘灾之官有不敢报明受灾实情的；守令贪丰熟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荒报丰熟；里正则生怕勘灾审户官员一来需破费招待，便胡乱承认丰收，以免花费，不顾来日灾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讳灾之弊。
又如审户、发赈时，强者能得，弱者难得；近者易得，远僻难得；胥吏里正亲近者多得，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少得；发赈或已深秋，官吏复令核实，让饥民自备糇粮，数赴放赈处点集“作秀”，常常是踏雪空手而归，批评审户、发赈之弊。董煟还抨击赈济检放太慢、赈米掺拌沙石、遣使忧民、审户滥收小费、对捐钱米助赈者颁赏不及时、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流民等，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举措。
董煟从从吏治的角度，对地方官吏施行荒政提出要求，把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利于赈灾救荒，必然惹得官场上从上至下的抵制。此外宋朝不抑土地兼并，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又赈贷不到，一遇水旱，百姓狼狈无策，只得流离或成饿殍的惨状，他提出实行对贫民下户有利的蠲免政策，又得罪了整个乡绅集团。
由此可见，赵昺觉得这个世界上并非没有能臣干吏，没有好办法，关键还在于好政策能否得到实施。而更为关键的是在于统治者是否存在爱民的思想，是否愿意为民做事，是否敢于对抗利益集团。而这也是他当前应该做的，却不是仅仅纠结于救灾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赵昺琢磨透了其中的道道，只是在廷议上说此书不错，参会之人能坐到当前的位置上，哪个不是通透之人。会后，立刻命人寻来通读，然后立刻刊印，并以此作为指导救灾抗灾的蓝本，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从而一场初现的蝗灾在上下的努力下，在尚未形成飞蝗的时刻就被扑灭，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灾害……
转眼进入了五月，天气日益炎热。此时蒙元方面传来消息，铁穆耳已经护送真金灵柩离开大都前往上都，贺惟贤率领左翊卫军护送。这标志着蒙元的汗位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人心思定，两国边界地区日趋稳定，商贸往来却越来越红火。
不过这时赵昺并没有放松战备，沿边的禁军虽已后撤，防务交予各州府边军，但依然在加紧训练。同时枢密院和兵部也会同高级将领在研讨再次北伐的策略，制定作战计划和应急预案。
秘书监的工作除了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公务外，还取代了部分翰林院的职责，要为皇帝出谋划策。而近日枢密院上报了对蒙元作战的方略，一帮胥吏们便就此展开讨论，而路过的赵昺觉得他们说的很有意思，便也坐下旁听。
枢密院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以川蜀为基地向北展开进攻，夺取陕甘，图谋漠南，切断蒙元向北的通路，从而为将蒙元主力聚歼于中原地带赢得战机；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兵力于淮北地区，向北展开攻击，攻略河南、河北，直取大都，收取燕云地区，实现将蒙元逐出中原的战略。
针对这两个方案，秘书监也分成了两派。以倪亮和徐无难两位军事将领为首的主张西进，他们以为夺取陕甘，占据漠南，则可以毁掉蒙元的根基，断其归路。从而避免蒙元残敌北窜，依旧以漠南草原为根据地南侵，导致边患不断，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屯驻大量的兵力。
而以陈识时为首的文官们则支持东进方案。他们以为川蜀交通不便，以现在的状态无法支持大军作战，仍需要从江南和湖广调集粮饷辎重，劳师远征给朝廷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而且从川蜀出兵是仰攻，部队又难以展开，一旦失败损失惨重。
但当下我朝已经占据应天府一线，又有运河之便，便于调集兵力，运输物资，又利于大军的展开，即可突破一点长驱直入，又可分路进攻迂回包抄，还能利用水军从海上登陆，配合作战。且一路北上没有险隘，攻取大都意义重大，等于摧毁了蒙元政权，报了灭国之仇。
“张郎官，汝支持哪个方案呢？”两个方案可以说各有优势，同样也有缺陷，众人争的很厉害，而张颂在旁若有所思，一言不发，赵昺看向其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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