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仍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战争如此费钱，所以中原王朝对发动战争都十分谨慎，若是那个皇帝有了这个想法，一定先会被扣上‘穷兵黩武’的帽子。而赵昺想要发动灭元战争那也是必将调动举国的人力和财力，即便朝野无人反对，他也要好好考虑下性价比，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案。
而这又涉及到一个老调重弹的问题，赵昺深知战争打得的是后勤，古代战争同样面临这个绕不去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古代战争消耗的无非是兵器、粮草和承受兵员的伤亡，且比之现代战争后勤补给要简单的多，筹备和制造也简单的多，不应该成为最大的问题。
赵昺也清楚此点，粮草消耗是古代战争最大问题，但是恐怕没有经历过的人觉得似乎这个问题不大，士兵平时也要吃喝，消耗粮草，战争期间即便加倍也并非没法解决。可他只能叹口气，他们恐怕没有考虑‘在途消耗’这个问题。
要知道古代没有机动车，一般就靠11号，如果靠马牛载人，一样需要吃粮食。而人如果负重行走终日，消耗的粮食必然远大于平时，这就是为什么非作战状态的士兵，以及运送粮食的民夫，都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的原因。且古代路况不好，士兵和民夫需要逾越大量崎岖地形，越发增加了能量消耗，粮食的需求量就更大了。
所以，控制在途消耗就成了节省粮食的关键。毕竟哪怕不打仗，你让民夫服徭役也需要在途消耗啊。为此赵昺知道秦始皇专门修建“秦直道”通往甘肃，宋朝时期在北方修建了运河用于运输、明朝朱元璋在北伐时，为了缩短运粮路程，直接在松亭关大宁会州修了粮仓。
这些都是控制后勤人员比例，降低运输路径，来减少在途消耗的方式。而在战争和徭役时就近征发人员，也可以提高征发效率，降低在途消耗，从而节省大量粮食。因此大帝国常常拥有看似远多于需求的常备军，而秦之后，徭役也一般依照就近原则。但是一旦深入敌境，服徭役的距离太过遥远，路程太长就会给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过重。
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后勤压力要小的多，牛羊是他们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战争中是可以行动的军粮。节约粮食，当然主要在于节省牛羊的消耗。与很多人想象的游牧民族顿顿吃肉不同，一般牧民的食肉量并不多。这是因为牛羊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增殖，只有富余的牛羊才能用于食用。
游牧民族是公认比农耕民族更能忍饥挨饿。而据赵昺所了解，在非战争时期，草原牧民们的进食量很少、很简单，甚至不一定能吃饱，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早晨喝一二杯汤，白天就不再吃东西；晚上吃一点肉，并且喝肉汤。
草原牧民草原上也有广种薄收的农业，但还会搜集野菜，以植物粮食来补充食物需求。此外游牧民族还会捕鱼打猎。另外，游牧民族还有一种非常残酷的节约粮食方式，在白灾等灾荒发生时，他们经常抛弃老人，令其等死，来保证青壮年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
所以粮食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粮食需求并不像中原农耕民族那么迫切，可灭元之战深入草原大漠却是绕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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