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官营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抵当务（当铺）、交子务、会子务、钱引务、抄纸务、铸钱监，它们的长官也都是监当官。还有许多官营商业机构市易务、堆垛场、石炭场等，它们的长官也是监当官。再有宋朝漕运发达，与之相关的造船场、转般仓的长官，也是监当官。
此外，宋朝从京师到地方，官方都经营房地产，于是设置许多楼店务（店宅务）、砖瓦窖等，其长官也是监当官。宋代商业兴盛，官方财政依赖商税，征收商税的场务遍布全国，而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的一种。
与此同时宋朝禁榷兴盛，官方财政也依赖禁榷收入，官方设置的盐场、酒务、茶场、矾坊遍布全国，这些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还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务、负责与辽金西夏蒙古贸易的榷场，官方设置的各种大的库藏仓场等，其长官一般属监当官。
监当官负责的既然是财经事务，其考核就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监当官的考核往往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其中禁榷和税收方面的监当官是有收入钱财数额的，生产单位的监当官则用产量考核。且定额还会与现代一样有环比、年比等‘比较额’，而官方对是否完成定额十分重视，直接同官员的升黜奖惩挂钩。
可以讲，监当官对当时国家的贡献是显著的，朝廷的建筑、礼器、皇宫享用的服饰等，往往是由监当官的机构提供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监当官的努力，百姓的生活也与监当官息息相关。前线需要的粮食、马匹、武器中有不少是由监当官的机构生产的。甚至朝廷花的钱，有约半数是经过监当官之手获得的。
监当官的辛劳往往被人轻视，是相当苦逼的。坑冶、铸钱方面的监当官，工作地点偏远，服役的人除工匠、兵士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罪犯，担任此种监当官，除辛苦外，还有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
养马监一般设在气候寒冷的荒野地区，远离都市，做马监的监官整天同马、兽医、牧民打交道，想来也不是轻松的差事。酒务的监官就难免要到造酒的酒坊和卖酒的酒店巡察，同浑身酒糟气的造酒工匠打交道。
赵昺还记的苏辙受哥哥苏轼乌台诗案的影响，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
苏轼友人王颐被任命为建州钱监监官，其也写诗送别他，其中讲：“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诗文虽美，工作之艰苦可以想见。试想就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这类职务是多么不容易适应。
而宋朝还流行一种做法，即处罚犯有过错的官员，让他们去担任监当官。这些人的官阶较高，通常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被提拔。这批人的加入改变了监当官的构成。但是，做监当官成为一种惩罚，这更使人轻贱监当官。
赵昺却知道由于他推行‘发展工商’的政策，加之江南商业的恢复，设监当官的机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机构既多，监当官的数量也就大，江南监当官的总数他不清楚，但估计算下来也应有近万员。而这还只是一部分，因为现在内廷设置的机构还代行部分朝廷场、务、院、仓的职责。
可以想见监当官在大宋官僚队伍中是个庞大的群体，也是维持国家机器得以稳定运转的基石。但是他们从事着最为艰苦的工作，却地位低下，俸禄微薄。赵昺清楚可以用情怀和严刑律法让他们敢于奉献，终于本职。
不过赵昺也明白仅仅靠此是难以长久的，毕竟在一个看不到前途，又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甚至也要同军卒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战区，却无法拿到他人丰厚的薪酬，心理难免会失衡，从而做出非法的勾当。
当然赵昺也知道监当官中也不乏贪官污吏。有些收商税的税场监官，纵容手下人敲骨吸髓般地压榨勒索过往商人和百姓，人们把他们把持的税场称为“法场”。仓官吏与运盐官吏互相勾结，往盐里掺入杂物，窃取所馀盐，偷卖牟利，从而坑害买盐者等等。
这些官吏损公肥私的同时，坑害了百姓，也损害了国家利益。赵昺清楚在现下的社会背景下，也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付出和得到的失衡也是这些基层监当官作奸犯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也清楚人往往欲壑难填，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可要革除弊端，也要相应的提高这些基层官吏的待遇，使其所得可以支撑相对富足的生活，获得升迁的渠道，他们才能够为朝廷真心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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