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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时事针砭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现在的领导也不好当。特别是主要领导，工作压力大，责任重，受到的约束也不少。安全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哪一样都不轻松，什么事都是一票否决，什么事都要一把手亲自过问。而领导干部在领导权力的使用上完全可以说是无可耐何，真正能够有效地促进工作的办法可以说几乎是一无所有。首先是你管不了干部，特别是班子里的干部。现在的领导班子配备，由谁来做副职与自己配合，都是组织上说了算，作为主要领导基本上没有话语权，不少时候新来了副职，自己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而中层干部是竞争上岗，能不能上不是你领导说了算，而是群众说了算，只要我与单位上的同志把关系搞好，测评或者推荐时大家能投我的票，工作干得好与干得不好都无所谓，你领不领导也无所谓。如果我在推荐中得票多，你却不用我，哪怕我是什么也不会做，你也得给我一个说法。而一般干部呢，进与不进更不是你当领导能够说了算的，机关进人是凡进必考，我能够进来是我个人的本事，不是你领导想不想让我进来的问题。因此，干工作高兴的时候或者说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的时候我就干，不高兴时我不干你也把我没办法。原来作为领导还有你不好好干我就不给你发奖金这一手段，现在各种津补贴都统一了、规范了，阳光了，连加班工资和补贴都不准发了，就更没有手段来调动或激励下属的工作积极性了。一个干部在一个单位，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或者犯罪，你就把他没法，你再是一把手又怎么样，反正你不能把他的饭碗端掉。如果你批评了他，或者我觉得你影响了我，平时我把你无可奈何，但到关键时候，如年终考核、领导干部测评等时候，在你的测评表上打不称职就是我的权力，不要说是无记名的，就是记名的你也把我没办法。不称职票超过百分之十五时，组织部门总是要找你背书说聊斋，我却乐得在旁边看笑话。”陈刚把现在机关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干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分析。
“就是，毛老人家早就说过‘领导就是决策和用人’，但现在干部管理上存在的不少问题，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改革不深入，实际上是一些领导干部要么急功近利追求个人政绩，要么是严重不负责任听之任之的结果。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为了迎合更上一层领导的所谓民主、开放形象的需要，脱离中国国情搞什么所谓的政治民主，并且是一种完全放任式的自由民主，一种盲目的也是不负责的民主。譬如现在推荐干部都要搞群众推荐，群众推荐过不了半就不能提拔，表面上看是在走群众路线，让群众有了参与权和选择权，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但这种怕负责的行为，无论是从理论上、从政策上还是从现实上来讲，都能够找到充分的立脚理由。从理论上讲，它这是政治民主化的具体体现；从政策上讲，中央不是强调要民主、公开，充分走群众路线吗？这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来做的。而从现实来讲，现在中央对用人失误失察追究很严，如果自己在用人上出现了失误，不仅自己要承担责任，还会对自己现在的位置受到影响，说不定还会因此影响自己的前途。因此，完全让群众来推荐，既符合管理的政治原理，又符合中央的总体要求，同时，也规避了个人的政治风险。一举而几得，何乐而不为？而让普通群众来推荐，他所把握的标准就不是领导干部的标准，而首先考虑的是与自己的利害关系的直接性、个人感情好坏程度，如果完全没有这两种因素影响，才会考虑这个人在自己印象中的好坏、能力的大小、工作的表现等等。实际上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如何，工作表现好坏，作为单位的领导心中是最清楚的。每一个做领导的，从本意上来讲都是想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就是落到最现实上来讲，也希望自己在任上能够很快地做出成绩，为自己的职务升迁调动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增加砝码。而要做出成绩，仅靠领导干部个人是肯定不可能的，还必须要依靠下面的同志来配合、支持。因此，希望下面的同志也能够干事或者说希望把能够干事的人提拔到一定的岗位上，应该是极大多数当领导的真实想法。从主观上有意识地把不能干事的人选拔到一定岗位的人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诚心想干坏事的人有，但肯定也不多。诚心想把事情干坏的肯定也有，但这种人同样不会多。我们现在的制度在制定时的思想立足点，我个人认为完全是立足在西方的“人之初性本恶”的认识上，似乎所有的人天生就是要干坏事，因此，就千方百计地对领导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小王也谈了自己对现在在干部选拔上广泛采用的群众推荐这种做法的看法。
“小王刚才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认识人的心理动因的思想方法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些制度制定的立论确实完全是立足在西方的‘人之初性本恶’之论上，这与我们传统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完全相反。且不说它与我们传统的汉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相背，单就其现实效果来讲，实际上也是起到了制约好人的作用。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不要制约好人》，文章的大概内容是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一家外来企业为公司员工提供了很好的福利条件，包括职工上洗手间的卫生纸，公司都是提供的。在那个一般的家庭大小便时用的都还是草纸或者废纸作手纸的时候，在公司里能够用上干净白洁的卫生纸，确实是一般人员难以想象的。刚开始的一段时间还没有什么情况，过了不久负责卫生间管理的人员就发现有一两个卫生间的用纸消耗得特别快，经观察发现是有职工偷偷地将卫生用纸卷起来拿回家去了。但到底是哪些人做的，又难以确定确切的人员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司高层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不让少数人钻空子，建议公司不再提供卫生间用纸。事情反映到公司总裁那里，这位总裁说了一段很是让人深思的话，他说：‘取消卫生间用纸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取消卫生间用纸，尽管避免了让少数人占便宜，但也影响了极大多数没有坏行为的人。我们的制度不能制约好人，不能让好人受影响’。我们现在的不少制度，其制定时的本意肯定不是这样，但实际效果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制约好人、让好人受影响的作用。” 艾波澜从理论上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在经济上学了很多国外好的经验和做法，为什么在用人问题上就不能学一学国外的做法呢。西方国家的组阁制，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我看了一篇文章，还是中央党校的一个著名专家写的，意思就是**执政就决不能实行组阁制。文章的观点倒是非常鲜明，但却并没有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而只是简单地喊了一些空洞的口号。看后不仅得不到一点信服，反而觉得在强辞夺理。为啥很少听说国外在用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组阁制的特点所决定：谁用人谁负责。你选用的人如果出了问题，你一样的下台承担责任。而我们现在是用人的不选人，选人的不用人。因为不用人，选错了也无所谓，反正与自己关系不大甚至与自己毫无关系。因为不用人，所以选一个什么样的人，选出来的人能不能与大家合作共事，能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与选人者的关系都不大，而选出来的人如果出了问题，最后还是把板子打在被选人身上或者是用人者身上，选人部门的责任最多也就是用人把关不严。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就存在明显问题：一个人对一件事要认真对待、慎重思虑，只有这件事与他的利害关系密切相关时才会如此。否则他做出的决定、采取的行动都可能是随意的，无须考虑后果的。”艾波澜继续分析到。
“我好象在哪里看到过，国内有个县采用了正职提名副职选用干部的办法，据介绍效果很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个县在比较长期的时期中存在的干部精神萎糜不振、工作状态不佳，整个干部队伍严重缺乏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陈刚说道。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解决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而且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干部对谁负责的制度性问题。在西方，实行的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也因为是民主选举，被选举人得的票是选民的，所以被选举人就得对选民负责。西方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或首相，他就直接对选民负责，其他人都是对他负责，只有这样层层负责，才能真正实现对选民负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从上到下说的是要对群众负责，而群众是一个相对虚的概念，而且某个人是否担任领导，群众毫无发言权。你与我无关，我对你负什么责？实际上就是不负责。并且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机关里的一名普通职工都要对群众负责，那他通过何种形式去负责，他负责的内容如何体现？实际上，机关里的人员，只应该是层层向上负责，最后由主要领导对组织负责，对群众负责。只有这样层层负责才是最好、最有效的负责。否则的话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艾波澜接着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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